【01周報社論】治理人才欠奉  談何良好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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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反政府運動持續超過兩個月,至今未有平息,上周六(8月31日)甚至發生較過往還要嚴重的暴力衝擊,暴力示威者肆無忌憚,早已超出社會可以諒解的地步。事到如今,官民缺乏互信、政府管治水平低下的弊端已經表露無遺。《香港01》一貫認為,連場政治衝突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深層次結構矛盾遲遲未獲解決——政府欠缺政治智慧,公務員和政治人物對香港的困局缺乏正確認識,是情況不斷惡化的關鍵原因。

讓民眾過上好日子,理應是從政者一切工作的初衷和基礎。但我們的從政者有這種覺悟嗎?港府官員(幾乎都是公務員出身)一向被批評為高高在上,不諳民情,沒有為香港作長遠規劃的遠見;至於泛民、建制政客,前者沉溺於意識形態之爭,只懂虛喊口號,泛論自由民主,後者雖是管治團隊成員,實際上只是唯唯諾諾的應聲蟲。兩大陣營同樣「不務正業」,沒有真正為市民服務。

改變始於認識,否則根本不會有正確政策和制度建設,到頭來只會令社會繼續空轉。香港若要重新出發,必須凝聚改革共識,通過建立有效機制,培育新一代能夠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公務員和政治人物。具體而言,新一代從政者應以增進市民福祉為己任,放眼社會資源管理,聚焦產業、房屋、教育、醫療、養老等政策範疇,大力推動社會發展,建設民主自由的環境和制度。不然,香港便難以成為市民安身立命之地。

政府官員幾乎都是公務員出身,一向被批評為高高在上,不諳民情,沒有為香港作長遠規劃的遠見;至於泛民、建制政客,兩者皆「不務正業」,沒有真正為市民服務。(梁鵬威攝)

8月初,一批公務員以個人名義發起集會,甚至提出罷工,抗議政府處理《逃犯條例》修訂的手法。他們出來示威,某程度上讓人覺得當下的管治危機與他們無關,錯的是問責官員或者其他公務員。但不客氣的說,管治危機不可能由單次政策失誤或某個人造成,實際上整個管治體系都有問題,當中負責規劃和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更是責無旁貸。

阻撓惠民措施
公務員極離地

舉例說,住屋問題長期困擾基層和中產市民,但迷信「小政府、大市場」的政府遲遲沒有展現魄力撼動既得利益勢力,特別是地產霸權,導致民怨難以消除。早前,絕大多數市民希望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在那裏廣建公屋,但特首林鄭月娥卻對建議置若罔聞,請問公務員有否向林鄭強烈表達不滿?

面對反修例運動,盛傳林鄭被迫在房屋政策上作出調整,包括為輪候公屋三年以上、仍在等候「上樓」的市民提供租金津貼,卻遭到房屋署官員反對。我們要問,為何有良知的公務員沒有任何表示?

管治危機不可能由單次政策失誤或某個人造成,實際上整個管治體系都有問題,當中負責規劃和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更是責無旁貸。圖為公務員8月初發起的集會。(梁鵬威攝)

假如缺乏租管等配套設施,租金津貼會落入地產商和業主之手,某程度上反映政府依然不敢真正撼動既得利益勢力。但無可否認的是,租金津貼確實有助紓減基層市民負擔,何以房屋署仍要反對?這足以證明,公務員對紓解民困確實認識不足、承擔不足。香港一直以擁有高效、廉潔的公務員團隊為傲,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這些被視為精英的管治者不知民間疾苦,對紓解民困百般搪塞,他們的高效廉潔是否還值得我們自豪?這些公務員是否應該被辭退?

培養善治意識
星洲珠玉在前

培養一批能夠與民眾同甘苦的公務員,是良好管治必不可少的一環,而且是善治的起點,新加坡在這方面便值得香港借鏡。當地公務員的選拔和培育機制相當嚴謹—當局首先會在高中畢業生群體中「揀蟀」,獲頒獎學金的精英學生自入讀大學起,便獲政府培養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包括參與政策研習會,以及到社區中心了解民生問題,這些並不是「參觀」,而是「實習」;入讀大學一兩年後,他們須返回政府,參加為期兩個月的實地工作,同時要繼續落區服務。畢業後,他們須在政府服務至少五年,再和其他公務人員參加AO甄選。

新加坡的人才培育流程相當繁複,但確實有助增加這些優秀年輕人對政府運作的了解,更重要是培養服務人民的使命感,以及參與具體工作的能力。相比之下,香港公務員選拔更重視英語流利和「醒目」。新加坡和香港均是英國前殖民地,為何在培訓人才方面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實在令人不明所以。

在培訓管治人才方面,新加坡值得香港借鏡。圖為新加坡街頭。(歐嘉樂攝)

我們當然不必誇大星洲公務員的能耐,但單從「貼地」程度來看,本地公務員顯然有所不如。否則,怎會出現新加坡沒有住屋困局,香港卻「劏房」處處的強烈對比?林鄭月娥在去年的《施政報告》稱,師法新加坡的香港公務員學院預計在2026年落成。但我們要問,這是她能看到新加坡唯一的優越之處嗎?她必須明白,倘若不改良選拔、培育公務員的機制,同時摒棄不懂民間疾若的「離地」心態,管治困局恐怕還會持續。

區議會去政治
培養專業人才

平情而論,管治問題錯綜複雜,單單改革公務員體系仍然有所不足,畢竟一個有意達致良好管治的政府除了必須依靠公務員之外,還要引入政府以外的聲音,特別是民意代表。具體來說,當局應在公務員體系以外,建立政治人物「育成所」,一個可以考慮的平台是區議會。

在董建華年代,香港曾有「三級議會」(立法會、市政局、區議會),當中市政局的一大特色,在於讓民選代表承擔一定市政實務。但隨着兩個市政局在2000年被裁撤,有意從政的年輕人便失去一個鍛煉場所。我們認為,區議會應承接部份市政工作,讓這個有如「吹水會」的機構變身成培養專業管治人才之地。具體而言,當局可沿兩個方向考慮:為區議會適當充權,以及「去政治化」。

區議會應承接部份市政工作,讓這個有如「吹水會」的機構變身成培養專業管治人才之地。圖為葵青區議會會議。(李澤彤攝)

兩個市政局遭撤銷後,原有職權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接管,區議會職權則依舊細小,實質上毋須承擔實務,幾乎只是一個諮詢機構。必須指出,為區議會充權,並不等同否定康文署和食環署的作用。充權的意義在於參考昔日的市政局,賦予區議會某些職能,更為強調社區發展,包括參與環境建設、興建及管理社區設施等。只要區議會承擔實務,議員便有累積治理經驗的機會和空間,從而培養社區治理人才、豐富管治人才庫。

更加積極的改革在於讓區議會做到「去政治化」,專注民生及社區事務。近年在立法會上演的政治角力,明顯蔓延至各區區議會,導致區議員須就「平反六四」、「佔中」等政治議題表態,轉移了對地區議題的關注。不少政黨在區議會操作各種政治議題,以為可以藉機擴大自己的聲音,但事實上只是繼續把香港的發展局限在政治議題之上,導致社會失焦,無法通過增進民生福祉,達致公平正義。區議會並非立法會,本質是就市政議題發表意見,因此應該聚焦具體政策和社會資源管理,專心搞好市政,而非辯論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問題。

區議會並非立法會,本質是就市政議題發表意見,因此應該聚焦具體政策和社會資源管理,專心搞好市政。(梁鵬威攝)

身處十字路口
改革事不宜遲

《香港01》不厭其煩地指出,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極其嚴峻,這點早已通過「佔中」、旺角騷亂、反修例運動呈現出來。我們並不否認政治體制落後是衝突的部份原因,但更關鍵的原因,其實在於社會經濟嚴重失序。可惜的是,掌握「行政主導」優勢的港府卻不諳改革之道,既看不見問題,更遲遲未能承擔改革重任,因此才會發生目前極其嚴重的政治衝突。

改革公務員體系和區議會,目的就是直面社會經濟失序——公務員要告別「離地」作風,明白自己的「老闆」不是商界和權貴等既得利益群體,而是普羅大眾;同樣地,區議會不應淪為政治表態場所,而是應該「務正業」,發揮作為市議會的作用,在社會治理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而有效回應民意訴求,順道培育有實務能力的未來管治人才。

香港正處於十字路口,倘若任由問題像雪球般愈滾愈大,肯定不會有出路,這是所有熱愛香港的人都不願看到的。各界必須盡快回歸理性、拒絕暴力,看清楚香港的出路在於改革,特別要在社會資源管理上發力。否則,香港只會繼續蹉跎,無法從反修例風暴中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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