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人員爆特朗普大鑊　「篤灰」界線怎拿捏？

近日美國一名告密者指控總統特朗普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施壓，要求澤氏查找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及其兒子的黑材料。《紐約時報》報道，告密者是一名曾被委派至白宮工作的中央情報局（CIA）人員。
毋庸置疑，所有政府、政黨和政治人物皆有其秘密或試圖瞞騙大眾之事，當中有的是出於國家利益，有的則出於一己私利。公民該在何時選擇路見不平，挺身告密，何時又該顧全大局？

在美國政壇，「哪裏有秘密，哪裏就有告密者」可謂定律。除了近年為人熟知的斯諾登事件，1972年《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靠着代號「深喉」（Deep Throat）的秘密線人，揭穿時任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在「水門醜聞」中的竊聽陰謀。尼克遜面臨成為首位被彈劾的美國總統，於1974年自行辭職，讓位給副手福特。這名觸發憲政危機的告密者真正身份在逾三十年後曝光，他既不是黑客，也非政府外判職員，而是位高權重的時任聯邦調查局（FBI）副局長費爾特（Mark Felt）。

告密是微妙的「平衡術」

告密者總被美國總統視為眼中釘，但有趣的是，華盛頓早在上世紀已有法例保障告密者的事後待遇。1989年生效的《檢舉人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旨在保護於政府工作的告密者可免受秋後算帳，而舉報範圍包括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管理不當、浪費資金、濫用職權，以及對公共健康與安全構成重大和特定危險的活動。可是，除了2003年運輸安全管理局（TSA）的洩密案中僱員Robert MacLean獲判勝訴外，大多案件的處理方法實非依循此路徑而行。

在法律責任之外，社會如何看待告密者，則屬道德層面。在政府眼中，告密不單是背叛且涉及違法的行為，但政府的一舉一動定當涉及公共利益，告密者難免會自視為路見不平。告密者也許出於責任或良知行事，但外界對其行為是褒是貶，最終只能由國民在得悉事實後判斷。因此誠如政治學者Michael Walzer指出，基本上每個揭露官方機密與謊言的人，都冒着一種道德風險。而一般民眾要判斷洩密是否有理，必先要了解事件的本質是否極不道德和非法。

例如，1968年越戰時期，美軍曾在美萊村大屠殺（包括輪姦婦女和肢解屍體），並偽造慘劇的傷亡數字，逼得當局不得不把消息全面封鎖。最後，《紐約客》偵查記者赫許（Seymour Hersh）在美軍機師湯普森（Hugh Thompson）的告密協助下，將美軍的暴行公諸於世。事後，大多輿論不但沒有指控告密者「叛國」，反而把焦點放在反越戰上。畢竟，在戰爭中無差別屠殺平民的反人類暴行，不但有違國際法和戰爭法的常識，道德上更是天理不容，稍有良知的民眾自然亦會對告密的「背叛行為」予以包容和理解。

若非如上述可怕的反人類罪行，我們又該怎樣理解較具爭議性的事件？2013年6月，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外判人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香港將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監聽計劃文件披露給《衛報》和《華盛頓郵報》。儘管「稜鏡計劃」的性質非如美萊村大屠殺般邪惡不仁，但計劃涉及的個人私隱和監聽對象之廣，不但包括盟友德國和巴西的政府首腦，就連所有與國外人士通信的美國公民亦包括在內，其必要性難以「國家安全」的理由辯解。

告密道德與否　涉及眾多因素

不過，每宗洩密案的性質、情節不一，難以用同一框架論之。一如許多民眾認為斯諾登揭弊與美軍士兵曼寧（Chelsea Manning）向維基解密爆出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濫殺平民的動機相似，但同時亦有不少美國人不滿斯諾登向外國媒體《南華早報》提供機密資料。另外，假如告密者非受外國勢力指使，而是出於個人價值觀和良知，與服從上級指令有所衝突，理論上可先在體制內部表達異見，如嘗試說服在上位者、聯合同儕、拒絕服從命令，甚或明志請辭，並在此路不通後才向公眾洩密。與此同時，告密者亦應以身作則，準備為其行為負上法律責任。由此可見，很多細節影響民眾對告密者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民眾對告密者行為的判斷多數只可事後孔明，以後來的結果來論之。例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前軍方分析師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向媒體洩出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最終把反越戰運動推上高潮，他亦因而獲得不少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