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須跳出狹隘的利益思維

新冠肺炎疫情近日似有惡化跡象，袁國勇、許樹昌等專家皆呼籲政府收緊防疫措施，但代表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卻反其道而行，要求當局再放寬酒吧、卡啦OK、夜總會營業時間和限坐人數。明眼人都看得出，張宇人是站在業界立場上說話的，為什麼他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違背常識，輕視防疫需要和公共衛生？這固然與其親商界的「信念」有關，但建制派功能界別狹隘地維護既得利益，未懂從社會大局着想，恐怕亦難辭其咎。

張宇人所屬的自由黨漠視社會整體福祉早就不是新聞，其黨魁鍾國斌曾批評政府取消強積金的加碼方案「搵商界笨」，另一黨員邵家輝曾批評混淆電子煙和加熱煙一併禁止的提議「民粹」。但最經典的還是張宇人：他曾在2010年提議將最低工資定於20元這個有利僱主的水平，最近甚至批評政府偏聽「所謂專家」的防疫意見，企圖以業界利益壓倒科學，言論令人咋舌。

許多國家都有親商界的政治勢力，美國共和黨和英國保守黨就是較多人認識的例子，它們在號稱能夠反映民意的普選制度下尚且與商界過從甚密，因而受到所屬國家的左翼人士批判，香港的情況則更誇張——議會的功能界別明顯傾向商界，許多市民也不明白，為何立法會要鉅細無遺地設置金融界、金融服務界、地產及建造界、飲食界、保險界等議席？

各界利益須平衡

立法會毋庸置疑要平衡各界利益，讓業界代表發聲也無不可，但實踐證明確實有問題。張宇人的例子讓人看到，當業界利益（飲食業界）與社會利益（公共衛生）出現張力，代表業界的議員不會考慮後者。更明顯的例子是，去年政府倉促修訂《逃犯條例》時，公然向商界利益傾斜，不聽取法律業界的意見，卻為了商界代表而修訂適用種類，以換取建制派功能組別的贊成票。

事實上，功能界別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政府的怠政，結果鞏固了深層次矛盾。政府推動法案需要議會首肯，由於功能界別只代表特定界別，政府「拉票」自然比較容易，因為直選議員往往傾向考慮社會整體利益，政府不容易「拉票」。在此情況下，政府會依賴功能界別「保駕護航」。不消說，商界願意支持政府，前提是政府為它們提供足夠好處，於是在勞工權益、商業規管上，政府總是向商界傾斜。

回顧歷史，功能界別是英治年代的產物，它源於1984年的《代議政制綠皮書》，旨在建立「循序漸進地發展民選政府機關」；回歸前的1990年，中國政府為了安撫商界，避免為主權移交製造不確定性，決定把功能界別保留至1997年後。然而根據《基本法》第68條，「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用意相當明顯，就是議員的「老闆」不能是選民基礎相對狹窄的業界，而是要對於社會整體福祉更「上心」。

雖然立法會的組成辦法短期內不會改變，但建制派為主的功能組別也應該有此意識，為民服務。尤其是代表商界的自由黨、經民聯等建制政黨在行政會議內也有代表，他們醞釀政策時更應思考如何覆蓋所有人的福祉。若能做到，市民肯定會「順氣」得多，推動政策才能獲得更多人背書，更合乎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