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蘋果時代的香港社會

1990年黎智英出售所持有的佐丹奴股權，創辦壹傳媒集團和《壹週刊》，五年後乘勢創辦《蘋果日報》。多年以來，《蘋果日報》無疑與香港社會及政治變化有着密切關係，甚至在許多年的七一街頭上可見市民高舉這份報章的頭版。

黎智英曾言，1989年的六四事件對他個人與事業影響深遠，沒有六四就沒有《壹週刊》和《蘋果日報》。而隨着回歸前的憂慮情緒、回歸後的民主進程、2003年七一大遊行等，《蘋果日報》亦相當懂得抓緊讀者的心理需求，是頗為「成功」的產物。

但香港的政治近年急速民粹化和激進化，一部分政治群體更沉醉在自己是西方文明先鋒的想像中，將自己與中國內地對立起來，甚至認為自己是消滅專制力量的前線力量。在反修例運動中，民主派及示威者看不見建制背後的中央政府，更看不見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現實中只是海市蜃樓。一些人更以為可以依靠美國政府，而沒有意識到這種冷戰思維只會害香港淪為激烈的力量博弈場所。

告別民粹　重置議題

如今《蘋果日報》雖然已經結業，但任何人也不應該粗疏地以為香港再沒有民主和自由。社會反而應藉此重新審視推動民主進程的方法，務實地擺脫過往的民粹化傾向。

從積極的角度看，香港既要避免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走向民粹化與激進化，政府就必須擁有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體系與能力，避免兩制差異不至於在香港被扭曲為政治衝突的動能。而民間社會亦要認清中西兩種政治力量博弈的大格局，通過完善和發展「一國兩制」來解構這些挑戰，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重設議題。

過往一些民粹的政治群體及報章主導了香港社會的議題，如今我們能否從多餘的意識形態之爭走出來，將焦點集聚在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真正為香港的前途命運負責任的人，應該通過資源重新配置，推動經濟和產業改革，為利益結構鬆綁，釋放其能量，讓所有香港市民共同享有發展成果。這不只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循環中，也是讓世界看見，「一國兩制」的香港能兼得各家之長，成為真正的世界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