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超長工時害苦港人 凝聚力量促標準工時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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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上周二(6月13日)公布「合約工時」方案,港府設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問題,最後卻變成貨不對辦的合約工時,這個充滿着港式「黑色幽默」的荒謬結果,正好突顯港府的無能,以至本港商界仍停留在工業社會的落伍思維。當全球發達地區都透過產業、科技革新提升生產力,香港仍如第三世界般不斷搾取勞工的工時。對如此不堪的合約工時制度,一向自詡重視勞工權益的各主要政黨,對是否反對合約工時應該有明確的交代。

現屆梁振英政府任期屆滿前的三個星期,當局終於就勞工的工時問題交出答卷,經過接近五年的研究,討論經年的標準工時議題最終卻淪為合約工時,雖然坊間的議論,大多圍繞以1.1萬元作為合約工時制度的劃線是否合適,以及是否應該提高劃線等,但斟酌這些旁枝末節實在毫無意義,因為合約工時制度本來就是偏袒商界、敷衍社會大眾,對處理香港僱員工時過長的問題無濟於事。

因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合約工時,美其名由勞資雙方以書面形式訂定工時及超時補水建議,政府則為多個行業的工時、補水安排提供參考建議,但任誰也知道,香港職場上的勞資關係並不是一個對等的「雙方」關係,而是由僱主一方獨大,特別是對一些本來就沒多少議價能力的普羅打工仔、尤其基層僱員,只是被動的一方,所謂「勞資雙方」共議工時、補水的結果,實際上是資方說了算,勞方沒有發言權,這亦是造成目前香港打工仔工時「世界第一」、無償加班成為常態的底因。

故此,所謂的合約工時制度,只是將僱主在工時問題上予取予攜的實況,透過一個看似「有商有量」的制度包裝,將不合理的現象試圖合理化。所以,繼續在合約工時制度的技術枝節上兜兜轉轉,迴避政府透過標準工時立法,就勞工工時問題作明文規管的責任,根本是浪費時間。

事實上,政府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卻交出一個貨不對辦的合約工時制度,正正反映出現屆政府在保障勞工權益上的顢頇無能。要知道,其實對於類似問題政府早有先例可循,根本不應再花時間行冤枉路。在2006年開始,當時的曾蔭權政府曾經推動「工資保障運動」,針對基層工種薪酬嚴重偏低的情況,由政府對清潔、保安等工種提供薪酬水平建議,「鼓勵」商界依從。但對於這些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的薪酬建議,要求商界參照根本是一廂情願。在虛耗了幾年光陰之後,政府在2010年終就法定最低工資完成立法,在法律的明文規管下,基層勞工工資嚴重低企的情況,才出現了一些改善。

雖然「工資保障運動」的失敗教訓在前,但在參選時打出捍衛基層權益旗號的梁振英,卻重蹈了曾蔭權的覆轍,以為在勞工工時問題上,政府可以保持距離、毋須「落水」。若非他不知民間疾苦,對香港的職場實況天真得無可救藥,以為商界會乖乖地聽從政府的建議,就是他根本對當前香港打工仔的苦況無動於中,赤裸裸地向商界的既得利益者,出賣香港380多萬就業人口與其家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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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與商界就工時問題如此冥頑不靈,背後涉及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就是香港的政府也好、商界也好,以至一些所謂的社會精英階層,雖然他們活在2017年,但其心態仍然停留在幾十年前的工業社會年代,「廠佬」思維根深柢固,以為只要向打工仔擠壓出更多的工時,就會有更高的生產力,一如當年的車衣工人一樣,只要着他們不停加班、拉長工時,就可以多縫幾件衣服、多賣幾個錢。但香港已不再是當年的工業社會,而是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知識型的經濟體,是一個人均GDP超過四萬美元的經濟發達地區,當不少同級經濟體不斷透過產業、科技的革新,以至大量運用互聯網與各種新技術,從根本上提升生產力的同時,亦為打工仔的工作量減負,促成真正的勞資雙贏,更實實在在地提升整個經濟體的競爭力,但香港的「廠佬」們卻未有與時並進過。

其客觀結果,就是香港雖然表面上發達、進步,甚至有國際機構將香港的競爭力評為世界第一,但代價卻是香港的工時甚至較一些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地區不堪。例如有調查指香港的僱員每年工時高達2,606小時,較新德里、孟買、雅加達等新興地區更長,被香港視為追趕對象的紐約,僱員每年工時只有1,847小時,至於以工作過勞「聞名」的東京,工作時數亦只是2,055小時,而人均GDP較香港高出超過一倍的盧森堡,僱員工時更僅為香港的65%。如果以香港商界的「廠佬」思維,香港經濟若要進一步提升,趕上更先進的地區,到底還想從打工仔身上擠壓出幾多工時?

這種「廠佬」思維,很多人將之美化為刻苦的「獅子山精神」,但實際上只會將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推上絕路。因為其背後的「成功」方程式是依賴兩大元素,就是整體勞動人口增長,繼而在勞工身上搾取更長工時,轉化成更多的生產力。但香港僱員的工時已是世界最長,不管「廠佬」們再如何擠壓,僱員能擠出的工時已經無幾;更關鍵是根據政府推算,香港的勞動人口將在2018年見頂,意味可供僱主壓榨的就業人口將會不斷減少,若香港商界以至政府不再求變,對產業、科技革新懶懶閒,繼續將過時落伍的「廠佬」思維奉為圭臬,至於如新加坡等對手,甚至一些香港人過往瞧不起的內地城市,透過不斷變革驅動生產力的根本提升,在激烈的區域以至國際競爭下,被比下去的香港還有什麼自信自滿的本錢?

因此,雖然政府以至商界都視合約工時為香港這個「自由市場」的最好安排,但必須要問的根本問題是,政府與商界千方百計維繫香港的病態長工時狀況,對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到底有何益處?這不單將香港的經濟發展推向倔頭路,普羅香港人要為工作犧牲生活與家庭,市民面對政府的冷漠、商界的苛索,怨懟只會日積月累,為整個社會埋下更多不穩因素,這樣的「最自由經濟體」、「競爭力世界第一」稱譽,對飽受超長工時煎熬的廣大市民來說,是一個無上光榮的桂冠,還是帶來無盡苦楚、不要也罷的荊棘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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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正是工時爭議背後的深層次矛盾,但另一個擺在眼前的問題是,當政府將合約工時方案提交上立法會審議時,各個政黨應否「袋住先」?要回答這個問題,各個政黨應先撫心自問,他們從政的初衷到底是為誰而打拼,是為了維護政府顏面、為了保障既得利益者,還是一心為香港社會的整體福祉而努力?

對此,各個泛民政黨的表現可說是令人失望,一些泛民政黨雖然大力批評政府推出的合約工時方案,但是其炮轟的目標卻是梁振英本人,狠批他「走數」,但對工時問題卻欠缺深入的探討,令部分市民覺得工時問題又再淪為另一場「泛民VS梁振英」的政治口水戰。

但更加需要向公眾交代的是建制派政黨。因為在現時的議會勢力分布下,佔過半數議席的建制派對合約工時是否獲通過起到關鍵作用。不難預視,建制派中的親商界功能組別議員對這個形同虛設的合約工時制度勢必大力支持,故最應注視的,是建制派中一些民選議員,以至聲稱支持工人利益的議員的取態。

作為建制派第一大黨,亦在議會中最多議席的民建聯,至今仍對合約工時問題採取近乎迴避的態度,但對於這個攸關社會重大利益的大是大非議題,如果民建聯以為低調以對就能蒙混過關,就是徹徹底底的失職。一眾民建聯的議員,應該就工時問題作出清晰的表態,反對合約工時制度,運用其政治影響力督促政府啟動標準工時立法,莫再蹉跎歲月。

至於建制派中聲稱代表工人利益的工聯會,就應該遭到批評,因為該會榮譽會長鄭耀棠過往曾說過絕不接受合約工時,但如今卻公開支持方案。雖然其黨友為他辯解,指他作為行政會議成員要與政府立場統一口徑,又指工聯會反對方案。但過往工聯會議員對勞工議題的投票取向確實反反覆覆,如一邊宣示支持男士有七天侍產假,到投票時卻令有關議案被拉倒。工聯會對工時問題的實際取態如何,有待工聯會五名立法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以及對勞工階層的承擔,對合約工時投下否決票。

當然,否決合約工時並不是最終目的,至為重要的是正式啟動標準工時立法,為深受長工時困擾的廣大市民提供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工時保障,還香港人應得的加班費,以至實現更理想的生活平衡,並藉此倒逼政府與商界認真面對產業與科技的改革。如果泛民主派與一些建制派議員,能為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放下黨派成見,聯手促成此事,勢必有足夠政治能量推動標準工時立法進程。而候任特首林鄭月娥亦必須思考,到底是要在市民的沖天怨氣與龐大的政治壓力下,才「被迫」處理標準工時立法,還是主動地聯合各個黨派,展現施政魄力作出最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抉擇。她就解決工時爭議要如何取捨,將是能否以實績展現施政新風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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