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二代．來稿】當心「世襲」政治　破壞政治選賢秩序

文：林子淦、黃樂妍

各種有關某政壇人物的子女正在密鑼緊鼓準備港區人大政協選舉，乃至是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消息不斷。環看天下，世界上不少傑出的政治人物都是出身政治家族。但這些所謂「政二代」是基於家族政經優勢而得到權力，亦或是他們恰好具有成為一個優秀政治家的品質呢？

「家族政治」非世界政治的罕見現象

家族政治的現象出現在許多國家。在亞洲，有所謂日本「五大政治家族」的家族成員佔據戰後時期多屆首相之位的情況外，也有新加坡和臺灣地區的「子承父業」現象，父子先後成為國家及地區最高領導人。 在歐美，例如在英國，不少貴族子弟憑藉家族的社會經濟地位，進入名牌大學學習，繼而成為兩大黨和政府的「接班人」；而美國也出現數個能產生超過两位或以上總統的政治家族。

家族政治存在與否對一個政體是否符合政治制度化或經濟現代化的標準沒有必然關係；但筆者擔心的是，在香港現時有限度選舉下，一些傳出有意參政的「政二代」在尚未能證明自身能力就意圖繼承「父業」，會否破壞「用人唯賢」的原則。

「政二代」從政還需自身硬

德國學者韋伯提出「以政治為終身志業」的概念，說明有意從政者應該全身奉獻服務社會，而有心成為政治賢能的人就應該盡早全力投身於公共服務事業。這也是許多中外「政二代」成為政治人才的必要前提。

以新加坡的李顯龍總理為例，他不接受留在母校劍橋大學從事學術工作的建議，執意回國貢獻母國的國防事業。而我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畢業後便成為中央軍委辦公廳的一名秘書，其後更主動申請成為一名縣幹部，希望能改善和理解基層人民的生活。在西方傑出的「政二代」政治人物，更是在求學的階段便開始以理論裝備日後的政治事業。前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成為保守黨政策研究部的一員之前，在牛津大學修讀政治、經濟與哲學學位，學習從政所需的倫理及知識。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在從軍從政之前，也是在哈佛大學的政府系就讀，專攻當時大熱的國際關係議題主研「綏靖政策」。這些聞名世界的「政二代」政治人物，每個也是在職業發展的初期乃至在學期間便全力投入與政治高度相關的事務，並非半路出家的政治投機分子。

本港世襲「政二代」範圍越趨惡化

回望香港近年趨勢，顯然有不少政治人物有意培養子女成為政治人物，上至參選港區人大及政協代表、立法會功能組別，下至地方的鄉議局及區議會選舉。這類對選民具有一定限制的選舉當中，顯然「政二代」會更容易獲得父母在人脈上及宣傳上的支援而贏得選舉。綜觀現時傳出有意「子承父業」的香港「政二代」，他們大多不名經傳，更遑論有可與父母輩比擬的政治號召力及威望。

試問對於香港政治制度良性發展而言，不論能力只問出身的做法，是否有利香港發展一套健康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才培養與吸納？

毫無疑問，像鄉議局這類以團結原居民社群，並具有濃厚傳統特色的組織，「世襲政治」的元素能夠穩定促進鄉親之間的和諧溝通；另一類即將繼承父輩龐大商業資產的「富二代」，將會延續其經濟影響力及發言權，而承接政治代表角色，故然無可厚非。但敢問除此以外，「政二代」又是基於什麼去承壟港區人大及政協代表位置？ 或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被政黨推舉出選立法會功能組別乃至在地區直選「插隊」？

擇優錄用  內部競爭

中央在「三中全會」已經明言要改革人大及政協代表功能，希望發揮其民意代表及監督政府作用。港區人大及政協選舉的運作理應符合中央的盼望。

筆者始終認為「政二代」應該衡量自身的公共服務經驗，是否真正能夠為市民謀幸福，犧牲自身的家族及個人利益，而以香港及國家整體利益為最大依歸。否則的話，這些「政二代」非但無法憑著信念及熱誠驅動以改善自身政治能力，也極容易被社會質疑其參與政治的動機，被嘲諷為保持家族現有地位及權力，非把服務市民和公共利益放在優先選項的政治投機分子。

「政二代」的父輩們從政多年，也應當放眼大局，為國家及香港考慮無條件的「世壟」對整個制度發展的影響。回歸廿年，香港又再次回到「公務員治港」，出現組班困難和政治人才凋淩的現象。這個與泛民及建制都缺少制度化的培養不無關係，前者過份看重「街頭政治」，培養街頭戰士；後者多問「聽話」及「出身」，缺少內部競爭。長遠下來，香港市民怎樣指望香港有出眾的領袖人物及政治家？

【編按：作者林子淦、黃樂妍為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為投稿，稿件可電郵至iwanttovoice@hk01.com；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