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學判囚．來稿】司法勝利背後，政府不能忽視的是……

文：郝壽

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等 3 人 2014 年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日前作出加刑裁決，各被告所觸犯參與非法集會和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名的量刑，由原本的社會服務令和緩刑改判為即時監禁。

黃之鋒等人所涉及的這宗案件，可以說直接引爆了當年轟動一時的「佔領行動」。2014 年 9 月 28 日，在他們衝擊政府總部後不到 2 天，長達 79 日的「佔中」正式宣告展開。而事實上，在此之前不久的 2014  年 6月，一批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年輕社運人士，已企圖衝擊正在審議計劃撥款的立法會，事發地與政府總部僅一墻之隔，其打出的旗號同樣是社會不公，只不過議題不是政治選舉制度，而是土地開發過程。與衝擊政府總部案一樣，反新界東北衝擊事件的涉案被告日前亦在律政司主動出擊、申請刑期覆核的情況下，被高等法院上訴法庭裁定加刑、由社會服務令等改判即時入獄服刑。

連同早前一系列被告遭判處即時監禁的旺角暴亂案件，對於建制派一方而言，這類法庭內的勝利無疑是撥款反正、彰顯公義、值得可喜的事情。就連部分在上述案件中遭判刑入獄的社運參與者都坦言，即時監禁的量刑對他們當中的後來者可謂起到了頗大的阻嚇作用。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一眾社運參與者社交網絡賬戶近日的動態，可發現往日充滿激情氛圍的社運圈子，連日來已被「傷感」二字填滿。

然而對於當權者而言，這樣的司法勝利絕不會成為平息社會怨氣、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本出路。

回顧近年風起雲湧的香港各類社運事件，年輕人的身影是其中極其突出的一個標誌。這既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年輕人熱血、崇尚理想，近代以來總是在社會變革的浪潮中走在前線，同時這一特點亦反映了香港社會當前最大的一項問題：年輕人出路狹窄、前景受限、向上流動性差。當年輕人富有衝勁的天性、自身發展受局限的現實，與貧富差距、房屋問題、社福保障等社會弊病相碰撞結合，由此產生的化學反應難免會掀起一番動蕩。

在向上流動空間不足、或者說在其他領域發展需付出較大成本的情況下，加上諸多社會問題及其衍生出的社會怨氣積累多年，走上街頭、參與帶有民粹傾向以至手法激進的政治活動，便成為年輕人一大低成本的出路——尤其在近期一系列社運案判決之前，年輕人從街頭政治的戰場中成功華麗轉身、進入體制內成為各級議會議員的例子，相信已無需贅述。

在最近頻頻主動就社運案裁決提出加刑要求之前，其實港府早前已陸續通過不同行之有效的手法，遏制持激進甚至極端政見者進入立法會等體制內的架構，這些手法包括立法會參選人須經確認書審核、司法覆核立法會宣誓的有效性。港府的行動固然是希望避免顛覆現行體制的政見借用合法的體制架構平台擴大輿論效應，由此令極端政見實現合法化，但這些行動同時亦令客觀上相對溫和的社運參與者失去了從街頭走向體制的契機——這些社運參與者相對而言更渴求所謂的體制內抗爭，其手法和政治主張都始終與暴動和分離主義存在一定距離。

因此，除非當權者接下來採取更有效的措施，減少發起街頭社運的誘因，打消社運手法及其主張的合理性和民意基礎，否則年輕人在看不到前景的情況下，今日出現的社運案只會陸續有來，甚至有可能出現更多、更激烈的抗爭行為。對於年輕的一代，當權者更有必要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解決他們缺乏向上流動空間的問題——特別是對於獲刑入獄、留下案底的年輕社運人士而言，他們的出路勢必將變得更為有限，他們在他們自己圈子中的光環卻會因「政治犯」的標籤而更為閃耀。

歸根結底，近期一系列的司法勝利對於當權者而言，絕不是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社會問題的終點，而是開始。年輕人內心所真正渴望的並非簡單的金錢利益和物質富裕，如何在發展的道路上得到使命感和榮譽感、滿足心中富裕，是年輕人追尋理想的重要動力，因此當權者要為年輕人建構的應是時代與歷史浪潮的願景式藍圖以及年輕人在其中的定位，而非哪裏有商機、哪裏有工作的藏寶圖。

（本文為投稿，稿件可電郵至iwanttovoice@hk01.com；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