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政策.來稿】新移民真的是房屋問題的罪魁禍首?

撰文:何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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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問題一直是香港社會的一大挑戰。在不足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僅有不足百分之七的土地作住宅用途,當中乘載著七百多萬常住人口,可見居住問題十分嚴峻。雖然近半香港市民已居於公營房屋,惟仍有數十萬市民輪候出租公屋,每月飽受高昂租金,蝸居劏房、板間房、乃至天台屋等惡劣居所,居住困境極待改善。在討論如何應對房屋問題時,有意見認定新移民是房屋問題的罪魁禍首;每日百五名新移民大軍從北面南下,就是興建再多的公屋亦不敷應用,因此倡議「源頭減人」減低剛性需求,土地供應不足及房屋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等云云。然而,此等論述忽視基本事實,無助討論及有效應付房屋需求。

質疑一:新移民來港延長公屋輪候冊隊伍?

實情一:輪候公屋申請以家庭而非個人為申請單位

近年輪候公屋人數已突破五十萬人,最新申請宗數多達27.7萬多宗(2017年6月底),輪候時間創歷年新高,平均輪候時間已長達4.7年;從內地持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主要類別包括夫妻家庭團聚、照顧年老父母、投靠在港子女、甚至是在內地無依靠子女來港與家人生活;換言之,新移民必須在港有親屬一同生活,絕大部份與家人一同輪候公屋。由於公屋申請以住戶為單位,縱使新移民來港生活,亦只會成為原有輪候個案的新增成員,整體輪候公屋個案宗數亦不會增加。

根據房委會的統計資料,從內地來港定居少於七年的新來港人士,若把一般申請個案的所有住戶成員計算在內,僅佔所有申請人中的15%(2016年3月底),近年新移民所佔比例更有下降的趨勢。此外,不足一成(8%)的一般申請者有意安排內地家人或親屬來港定居。而以2016年3月底為例,一般申請者有意安排從內地來港定居的家人/親屬當中,以配偶(51%)和子女(30%)佔大多數,印證了絕大部份新移民均為在港輪候公屋人士的配偶和子女的事實。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2 0 1 6 年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統計調查擷圖)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2 0 1 6 年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統計調查擷圖)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2 0 1 6 年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統計調查擷圖)

再者,新移民在港親人在其來港前早已輪候公屋,只是新移民來港後將名字加入輪候家庭的名單中,這就如一家人到酒樓喝茶,早來的父母先取號等候入座,遲起床的兒子後來才到酒家,到號後與父母一同入座一樣,總不算是「打尖」吧?

質疑二:新移民來港插隊打尖輪候公屋?

實情二:被居港七年限制「凍結」公屋申請

此外,惟公屋編配政策規定,輪候家庭必須最少一半家庭成員居港滿七年方有資格分配公屋,若不符合居港七年規定,其申請亦會被凍結。截至2016年6月底,約有近10,000宗輪候公屋家庭個案因未符合此條件而被凍結申請。這導致新移民即使輪候公屋號碼已達配屋階段,也不能分配公屋以改善環境,而被迫繼續租住私樓,面對高昂租金及惡劣居住環境。縱使新移民獨自申請公屋,亦同樣受規定被凍結申請,加上在單身人士計分制下,編配次序以申請人的年齡長幼及輪候時間多寡的分數打分,在每年僅編配二千二百多個單位,十多萬輪候的單身人士早已「上樓」無期,新移民排隊申請也被凍結,輪候年期亦很長,試問又何來「插隊」?

質疑三:新移民來港大部份亦住公屋佔用公共房屋資源?

實情三:約一半新移民居於公屋單位,所佔比例近年呈下降趨勢

此外,另一常見的質疑是認為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新移民,大多入住公屋,佔因了香港大量的公共房屋資源。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公屋無疑是來港定居的新移民主要居住類型,惟正如上文提及,不少新移民在港家人均為公屋住戶,這些家人也屬香港永久性居民,新移民來港團聚後與居於公屋的家人一同入住公屋,實屬自然不過。 若指控新移民佔用公共資源,似乎既未有考慮新移民的住屋需要,更忽視其早已在港、早已屬公屋租戶的家人的事實。新移民與原來家人共享原有的公共資源,竟被喝斥為所謂「掠奪」資源,實屬無中生有且無理據。更重要的是,近年入住公屋的新移民人口比例亦有所下降,這或許反映不少新移民來港後,因著房屋政策及公屋供應量所限,致令遲遲未能入住公屋,反之卻被迫租住租金高昂的私樓,面對龐大住屋開支,大大削弱其抗貧及融入社會的能力,社會必須正視。

房屋問題的三大根源

1. 早年放棄長遠規劃、房屋供應不足

從以上分析可見,新移民絕非本港房屋問題的根源,甚至是政策失誤的受害者。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住屋問題困擾社會多年,歸根究底,是前朝特區政府放棄長遠房屋規劃。九七回歸以後,首屆行政長官董建華已根據科學化的推算,按人口增長及社會變遷評估本港人口住屋需求,回歸甫一上任,已公佈長遠房屋策略,宣佈推行「八萬五建屋計劃」,決議每年供應八萬五千個房屋單位,當中包括每年五萬公營房屋單位(包括:三萬五千個出租公屋單位及一萬五千個居屋單位),以及三萬個私營房屋單位。可惜政策推出不到一年,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本港樓價大跌,其後上任的前特首曾蔭權,竟擱置以上房屋政策,大幅減少公私營房屋供應,乃至可發展的土地供應,以求人為地抬高樓價,其後十數年房屋供不應求下,樓價及租金接連上升,輪候公屋人數及輪候時間亦屢創新高。

對於持有物業的市民而言,減少樓宇供應,自然受惠於高樓價及租金瘋狂上升令資產翻幾番;惟對於一眾輪候公屋的基層市民,只能飽受面對房屋政策失誤之禍害,被迫承受天價租金但環境惡劣的劏房。試問這又是誰之過?事實上,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增長亦屬自然趨勢,任何城市要大力發展,既要吸納人才,同時亦要完善規劃房屋供應,應付新增住屋需求。

2. 家庭核心化 新增住屋需求大

近年香港住屋需求不斷增加,除了早年房屋政策失誤,市民住屋需求隨社會變遷亦非常重要。過去二十多年,本港家庭已呈核心化,雖然家庭住戶平均人數持續下跌,小家庭卻不斷新增,大大增加了住屋需求(由2006年的3.0,進一步下跌至2016年的2.8,同期的家庭住戶數目,則由2006年222.5萬戶,增加至2016年250.9萬戶,10年增幅為12.7%)。 舉例來說,以往同一屋簷下的六人家庭,四位子女長大後,雖然不一定每位均結婚生兒育女,但經濟條件改善下,自然希望有各自的居所,結果原來一個單位的住屋需求,可變成需要四至五個的單位才能滿足新增需要。值得留意的是,過去十年核心家庭住戶數目亦有所增加,數目由2006年的149萬戶,增加至2016年的161萬戶,升幅為7.7%,當中沒有子女的夫婦數目由2006年的31.4萬戶,上升至2016年38.8萬戶。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擷圖)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擷圖)

3. 人均居住面積低 生活質素待提升

此外,經過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本港市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亦相應提高。根據資料顯示,現時本港每名市民的平均居住面積,私樓為175平方呎、公屋為140平方呎,只及鄰近地區的一半或以下(例如:深圳為300平方呎、新加坡為300平方呎、台灣為477平方呎)。 市民對居住環境的期望亦較以往提高,能否「住大一點」、「住得寬敞些」,此等訴求日漸普遍。這些新增的住屋需求,主事房屋政策的部門和官員,更有沒有將此納入未來公私營房屋供應的參考因素之中?

假若不認清房屋問題的根源及新增的住屋需求,將責任搪塞初到貴境的新移民,甚至要求閉關鎖港、源頭減人,而不認真籌劃出路,與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無異;市民仍難以上樓、住屋環境仍差,地產商賈卻仍日日天價成交,受罪的只是市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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