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從台灣法制觀點與聊齋紅毛氈看香港一地兩檢

文：王瀚興（台灣律師）

緣香港「一地兩檢」爭議，持續由年前延燒至今部分港人對中國中央當局人大釋法，就日後香港高鐵站中國政府設置檢察站，給與合法依據產生風波。筆者試以法律與歷史和新聞事件論之。

首查，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1項》與《第159條第1項》規定，有關基本法的解釋與基本法修改，皆由中國政府人民代表大會行之，依基本法行事，何來人大專斷釋法之有？且基本法施行，人大釋法次數僅有6到7次，不致於頻繁。是以，反對者認定上開一地兩檢的人大釋法，屬於破壞一國兩制，恐屬無稽。

次查，雖有《香港基本法第18條》認定除附件三的法律以外，中國全國性法律，不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區域。然而，依照《基本法13條》與《第14條》，香港政府的國防與外交皆為中國政府權限，且遍觀世界各國，那有國防外交由地方獨辦？入出境管理，乃國之邊防，若中國政府於出入境撤守，於該高鐵站不設防，才真是違反基本法精神。是以，論者以所謂釋法違反基本法規定，誠屬見樹不見林，恐有失當。

再查，筆者參訪時，聽聞香港友人論及港珠澳大橋工程，因某位婆婆舉環保理由，提出司法覆核，因故強制停工，造成數十億元支出，之後，該婆婆又推說本無意訴訟，乃環保為由，惡意阻撓重大工程的惡例。筆者回覆該友人，依台灣《行政訴訟法第9條》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和《訴願法第93條》規定：有關公益訴訟有嚴格限制，與行政保全處分的公益重大危害等要件，不能輕易開啟；上開環保導致工程延宕等詭異現象，不可能在台灣發生。承前，今高鐵既無環保爭議，就用似是而非的基本法解讀，遂行立異為高、負隅頑抗的伎倆，又想舊事重演？部分港人之不智，豈可以道里計？

末查，清代蒲松齡《聊齋誌異．紅毛氈》：說洋人曾對地方長官說，要陸上一塊紅毛氈大小的土地即可，然而，洋人越站越多，毛氈也越來越大，最後兩三里大小的土地，都被洋人佔領。雖然，蒲氏所處康熙年代，尚無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但南京條約香江割讓英國之國恥，則是令人刻骨銘心。而香港已屬中國領地，反一地兩檢，等同如洋人分裂國土，不如說是「惡意」的一法兩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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