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歐講到中、亞：強人政治的昨天、今天、明天

回首21世紀頭十年…從東到西、由南至北，一錘定音、強政勵治的施政風格，竟又逆歷史大潮、捲土重來？…相比起特朗普、霍費爾，杜特爾特、埃爾多安、習近平三人崛起，無論對內、對外，都有着更堅實的基礎…卻同樣因為「強勢領導」，而造成內外矛盾…當強人把所有名、位、權都集於一身、猶如帝皇；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恐怕就成了「求仁得仁」的結局了。

自從1980年代末冷戰走向結束，「強人政治」彷彿不分東、西，一度成為舊日煙雲、此情不再。大西洋兩岸、英美強悍大右派——戴卓爾夫人、列根總統，不只完成任期，名列當代領袖典範；更挾「冷戰勝利者」餘威，將權力交予保守、共和兩黨繼任人。可惜，接手的馬卓安、老布殊，都因雄主在前，而被視為弱勢領導，最終黯然下台。

曾經告別的「強人政治」　是否正捲土重來

在新舊世紀之交，聲勢上揚的發達國家，西方的英、美、法、德，亞太的日、韓、澳都換上自由派，甚或中間偏左的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較具代表性者有克林頓、貝理雅、密特朗、施羅德、鳩山由紀夫、盧武鉉、陸克文；而國勢轉弱的東歐、原蘇聯、阿拉伯諸國，各大政治家族、軍事強人，不是被北約連根拔起，就是抵不過一場接一場的顏色革命。

回首21世紀頭十年，無論是處於上風還是下風一方，世界各國都不再流行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或厲行鐵腕統治的強人。及至近年，情況彷彿有變。難道，從東到西、由南至北，一錘定音、強政勵治的施政風格，竟又逆歷史大潮、捲土重來？如今，諸位「強人」先後獲得關注，究竟只屬曇花一現的偶然？還是風潮又變、勢所必然？

筆者相信，目前頗為吸引眼球的「強人」，可根據其崛起背景、權力基礎，粗分為兩類。

第一類「強人」：誇張言行、煽動族群情緒

第一類代表，包括勢將代表共和黨出戰總統大選的「超級土豪」特朗普；另一例子，是幾乎出任奧地利新總統的自由黨黨魁霍費爾（Norbert Hofer）。上述以誇張言行、煽動族群情緒的政客，嚴格而言，不算是強人，僅隱約帶有「極右狂人」上台前的身影，和擅長街頭煽惑的列寧、希特拉，依稀相似。

特朗普、霍費爾躍起，反映社會中下層對移民、難民、偷渡客的排斥與憂慮。此類極右政客的誕生，有如全球化的副產品、雙生兒，雖不一定扭轉大局，卻會長期存在。

第二類「強人」：國力上升、燃點起國民雄心

眼前有另一類「強人」就要真實得多，其崛起也複雜得多，當中包括2016菲律賓總統大選勝出者——達沃市市長杜特爾特（Rodrigo Duerte）、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上述人等遠比特朗普、霍費爾值得注意，是菲、土、中三國因全球化而勃興之餘，卻並未受到移民問題衝擊。其國民並非出於受移民、難民、偷渡客長期困擾而右傾，進而支持對外強硬的領袖。相反，三國「強人」崛起的背景，是這三個亞洲國家自冷戰結束至今，總體國力上升，燃點起國民「擺脫西方、當家作主、建立強國、振奮民族」的雄心。

過於強勢領導　易造成內外矛盾　引火自焚

就此而言，菲、土、中三國——尤其是後兩者的國民——都渴望帶有強烈民族主義、不怕與鄰邦甚或美國碰撞的強者出現，所為的，並非是被動抵禦湧入的「外人」，而是期望積極地把國力投射到「境外」去。與此同時，這三個亞洲新興國家仍屬「後進經濟體」，法治、安全、社會公平仍待改善。因此，面對內政和民生，三國民眾又期待有強人可以肅貪、治惡，由「強力部門」以惡治惡，即便「規避法律」亦在所不惜。

可見，相比起特朗普和霍費爾，杜特爾特、埃爾多安及習近平三人的崛起，無論對內、對外，都有更堅實的基礎。問題是，撇開仍未上任的杜特爾特不談，埃氏、習氏卻同樣因為「強勢領導」而造成內外矛盾。對內，埃爾多安才撤換了同出一黨的總理——達武特奧盧，但土耳其尚未按埃氏意願修憲，把內閣制改成總統制，因此，一名「虛位元首」為何得以逼退民選政府首腦？此舉是否知法犯法、破壞憲制？

與此類近，近日風聞習近平、李克強激辯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無論誰勝誰負，爭論出現本身已響起警號。自中國入世至今，無論是「江澤民——朱鎔基」，還是「胡錦濤——溫家寶」，黨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分工，不是早就涇渭分明、行之有效？為何習近平又親自領導多個改革委員會、發展小組？太過強勢領導，一旦形勢不妙，會否因為「防火牆」的失卻，而引火自焚？

此外，解放軍在東海、南海的強勢，莫非要用轟炸機和航母為「一帶一路」護航？難道讓周邊大小國家愈趨警覺，反而有利中國提倡「互利互通」的共享經濟？

總之，Democracy 的直譯不是「民主」而是「分權」。當強人把所有名、位、權都集於一身、猶如帝皇；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恐怕就成了「求仁得仁」的結局了。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