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哥的微言大義——港府加稅又何妨？

香港昨天、今天、明天都不應鼓吹仇富。然而，在本地獲取高盈利、高收入的國際企業和管理層，是時候為香港的教育與醫療承擔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和發展成本了。以放棄土地財政為前提，拓寬稅階為突破口，無疑是切中時弊又進退有據的思路。由李嘉誠將之點破，無疑尤其發人深省。

日前，美國彭博新聞播出長和主席李嘉誠專訪。李氏向來言簡意賅，直陳港府應當調升利得稅率，並將之轉投教育、醫療，可謂擊中香港公共財政要害，也道出了改善貧富懸殊的切入點。

眼前的矛盾是，愈是強調自由經濟、支撐環球市場的海洋城市——紐、倫、港、新加坡，「本地薑——過江龍」的權責分際，就愈發難解。

眼前大西洋兩岸，「英國脫歐」也好，「特朗普崛起」也罷，本質上，都是「全球化——本土化」對決白熱化。

香港由中層承擔福利開銷　稅制長期形同補貼外商

在全球化大潮之下，無論政經體制為何，絕大多數政府仍以「推動本土發展」為目標，通過各式營商活動抽稅。吸引外資畢竟屬於手段，其目標永遠是保障國民收入、增加福利轉移。香港的經貿夥伴——中、日、韓、歐、美、英縱有截然不同的立國根本、發展秉賦和價值取向，但在「稅收—福利—投資」三位一體、主次分明的理財原則上，各國卻如出一轍。

然而，香港理財原則卻完全顛倒，「當地人」之中堅——中間階層長期承擔社福開銷，形同補貼外商，正是我們仍陷於「殖民體制」的明證。香港詭異的稅制既非累進，亦非累退，外來「搵食者」，從未根據其在港經濟活動、收益多寡，合比例地負擔課稅。從殖民管治最後階段至今，港府收入大半來自持有自住、自營物業，或租用私樓、私舖的社會中層、微型商戶。港府從賣地、差餉、離印所得收入，竟與利得、薪俸稅平齊。

理財滯留殖民地原則　無益於改善基層助中層上流

另一方面，香港投資市場縱然日大、產品日豐，但證券交易仍屬一枝獨秀；而當中，與土地開發密切關聯的金融、房產、公用股始終是國際及本地投資者首選。聯繫匯率、高按揭門檻，聯同牛步式城市開發、極低物業自置率，在確保境外金融機構在港投資、炒賣獲利「高自由—低風險」之餘，卻讓惡性通脹、病態樓價，無上限地任由本地中下層承受。「極高地價—極低稅率」，讓外商、管理人員組成的社會上層，在極度不公的制度護蔭下，將稅責轉嫁本地中間階層。

隨着香港經濟增長放緩、公共投資不足、港府失卻長線發展的主導權，中間階層的生產力、消費力，自然因為沉重的生活壓力而枯竭，卻遂又給予港府縮減社福，從而惡性累積儲備的說辭，進而形成無論經濟高開或低走，本地人都無可遁逃的惡性循環。

在後九七時代，被《基本法》固化的殖民地理財原則，始終將「政府收支平衡」置於社會發展和建構公平之上；對教研、住屋、醫療投資嚴苛設限，斷無益於基層生活改善和中產上流。

領展坐大、老校直資是惡政

當不可持續的「土地財政」把社會推向絕路，「量入為出」的理財思維又日趨僵化，公共投資遂於人為的絕境中「高買低賣」。「領展」坐大與天價造鐵路固屬理財失策之惡例，但十數年來一間又一間百年老校直資化，就如同長年吸納公眾集資的大股東，突然將公司私有化，更屬無出其右之惡政。大中小學教席合約化、兼職化，停建公立醫院、推廣跨境醫務旅遊，更屬世所罕見、扼殺本土競爭力、凝聚力的自殘行為。不扭轉這一點，任誰都沒有明天。

作為商業都會，香港昨天、今天、明天都不應鼓吹仇富。然而，在本地獲取高盈利、高收入的國際企業和管理層，是時候為香港的教育與醫療承擔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和發展成本了。以放棄土地財政為前提，拓寬稅階為突破口，無疑是切中時弊又進退有據的思路。由李嘉誠將之點破，無疑尤其發人深省。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