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憤怒的菩薩】當我們的身分會隨政權而改變

撰文:沈旭暉國際學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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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臺灣人接受日本教育,隨着「皇民化」的口號被教育為日本人,然而,臺灣「光復」之後,我們就光明正大地變成了「中國人」。成為中國人,問題是何謂中國人?我還無法確切明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會被塑造成什麼樣的人?這真是一個難題。
《憤怒的菩薩》
《憤怒的菩薩》中譯本封面。(博客來)

也許聽過陳舜臣名字的讀者不多,但在日本,他卻是歷史與推理小說的著名作家。同樣是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的司馬遼太郎,則是陳舜臣的同學和摯友。陳舜臣在中日台的生活經歷與其獨特的身分認同,便已值得介紹。

獨特身分 造就獨特歷史視角

陳舜臣雖然有一個華人名字,但要定義他是「什麼人」並不容易──他出生時是日治台灣人,戰後變成長居於日本的中華民國國民,後來入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人」,最終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重新歸化為日本人,離世時同時有着日本與中華民國國籍。如此多變與多重的身分認同,會有何種世界觀,是讀陳舜臣作品引人入勝之處。

1924年,陳舜臣生於日本神戶的台灣人家庭,當時台灣還是日本領土。由於有台灣人血統,二戰結束後他回到了名為故鄉實為異鄉的台灣。他並不習慣台灣的生活,且因1947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而極為不滿國民政府。1949年,他重回日本、開始寫作,並於1961年藉小說《枯草之根》贏得江戶川亂步賞。

自此他開始創作歷史小說,並在1967年出版第一部中國歷史題材小說作品《鴉片戰爭》,大受歡迎。後來他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而申請中國護照,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他憤而放棄中國國籍,回到日本正式歸化為日本人,最後在神戶離世。

或許有人會感好奇:為何陳舜臣要寫《鴉片戰爭》?這其實和他的身分認同有關──他對令他身分如此搖擺不定的時代因素相當感興趣。

陳舜臣的身分變換,令其作品充滿國際關係以及離散族群色彩,例如在他筆下,有僑居於大唐盛世首都長安的日本偵探賀望東,也有居於日本且娶了日本妻子、身兼中醫和拳法家等多重身分的陝西籍偵探陶展文。

不過,陳舜臣的作品之中,只有《憤怒的菩薩》以台灣為場景。《憤怒的菩薩》某程度上表現了陳舜臣對日中政權交替、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的變化的看法,同時亦探討了戰後的「漢奸問題」。

推理背後 對中國人身分的反思

《憤怒的菩薩》講述身為在日台灣人的主角楊輝銘和其妻林彩琴在二戰後回到台灣。書中描繪了楊輝銘乘坐返鄉船回台灣的心境變化,這可說是陳舜臣自身的寫照,多少反映了二戰結束後他回台的心情。

小說中,楊輝銘見證國民政府「新政」為台灣帶來的種種「改變」,例如公共交通變得不守時、從中國大陸來的警察不夠專業、「國語」從日語變成北京話。陳舜臣借台灣本土味較濃的農民話語,指出二戰後的政權交替對台灣而言其實只是「狗去豬來」。《憤怒的菩薩》有一段這樣寫道:

我們臺灣人接受日本教育,隨着「皇民化」的口號被教育為日本人,然而,臺灣「光復」之後,我們就光明正大地變成了「中國人」。成為中國人,問題是何謂中國人?我還無法確切明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會被塑造成什麼樣的人?這真是一個難題。

後來,楊輝銘妻子林彩琴故鄉附近的菩薩山發生了殺人事件。調查發現,這殺人事件與政權交替所衍生的「漢奸問題」有關──兇案的背景,是國民政府嚴懲戰爭期間曾協助日本人的「中國人」,案件死者因知道某位「漢奸」的身分,而被該「漢奸」殺害,以免自己被國民政府緝拿,而死者正是林彩琴的哥哥。

林彩琴的家庭背景,正好反映政權更替所衍生的身分認同張力──日治期間,林的父親是鄉長,因而在戰後引來「叛國賊」的罵名,但其兄長卻因在戰爭期間隨友人回到中國大陸,加入國民黨對抗日軍、取下軍功,始令林家在新政權之下重拾榮光。

當地域身分也會隨政權而變

這個故事的深刻之處,是政權決定地域身分,「英雄」與「叛徒」的定義,會隨政權而變、深受不同時空脈絡所影響。現實之間,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就曾稱自己「22歲前是日本人」,且也有「岩里政男」這個日本名字。有趣的是,李登輝和陳舜臣其實是朋友,甚至有傳他們曾打算一起「開書店」。

《「日本人」的國境界》日文原版封面。(新曜社出版)

陳舜臣的身世與作品,既反映帝國統治前後因跨地社會文化網絡,而衍生的身分認同的複雜性,也說明身分認同是個人選擇,以「自古以來」之名強加各種外而內的身分認同,不無虛妄。日本學者小熊英二曾著有《「日本人」的國境界:從沖繩、愛奴、台灣、朝鮮的殖民地統治到回歸運動》,書中的一個重點,是指出日本帝國統治之下的沖繩、愛奴、台灣、朝鮮,「日本人」的定義如何搖擺不定;出版此書(中譯本)的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介紹時特別提到,這部著作能幫助思考何謂「國家」與「國民」。在當下香港時空,讀過此書,再讀陳舜臣的作品,定會有很多感受與思緒。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