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育，後置業？提高出生率之道，新加坡高官捉錯用神

聚焦在性空間去談論低出生率問題，無疑是捉錯用神。做愛需要的空間很小，養育孩子對空間的需求更多，要求也更高。要鼓勵年輕夫婦生育，得從城市規劃和設計着手，為父母和孩子的衣食住行提供各種方便。

10 月中，負責人口規劃的新加坡總理公署高級政務部長楊莉明（Josephine Teo）接受《海峽時報》訪問時，提及「做愛只需要一個很小的空間」（You need a very small space to have sex.），被不少香港媒體轉載，對照游（候任？）議員的「扑嘢論」。

如果一廂情願地覺得是「扑嘢論」之風燒到新加坡，令新加坡人也要談談性空間的問題，香港人和媒體大可不必如此看得起自己。新加坡人沒有那麼關心我們的本地新聞，一切只是「標題黨」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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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並非談論性空間　純粹鼓勵先生育後置業

新加坡仍和大部分城市一樣，正面臨低出生率（在港台日常稱為「少子（女）化」）、人口老化等問題。當時楊莉明正在為此解畫，認為低出生率與新加坡年輕人難上樓無關。

或者你會問：什麼？新加坡不是有組屋，不用擔心置業問題嗎？

其實組屋政策只是保證人人有屋住，不保證年輕人可以及早擁有自己的「竇」。如果要討論性空間，大部分新加坡未婚年輕人均與父母同住，因為單身人士要等到 35 歲才可以申請買組屋，保守的父母未必歡迎未婚男女在家過夜。因此對新加坡單身人士而言，這裏的性空間只能算有「量」而無「質」。

更何況楊部長當時不是在談論性空間，而是想勸說年輕人大可先生育後置業。

與香港或很多其他華人社會一樣，新加坡人總想先有房子才有妻子再有兒子。對於這個「雞先定蛋先」的問題，我猜楊部長當時想以歐美社會年輕人「今天相愛，即日就可以上床」作回應，客觀效果卻變成叫年輕人「生／搞咗先算」。

或者孩子在主管人口政策的政府官員眼中只是「人數 x 能力＝人力資源」的數學程式，對父母而言則是一份責任。在現代城市生活中，孩子不再是有飽飯吃即可，生兒育女難以再用天生天養的態度，有責任感的年輕父母們會作更長遠規劃，以及考慮如何影響自己本身的生活質素。

聚焦在性空間去談論低出生率問題，無疑是捉錯用神。做愛需要的空間很小，養育孩子對空間的需求更多，要求也更高。要鼓勵年輕夫婦生育，得從城市規劃和設計着手，為父母和孩子的衣食住行提供各種方便。

近年，新加坡政府推出「育兒優先配屋計劃」（Parenthood Priority Scheme），預留三成新建房屋，讓育有至少一名 16 歲以下子女的家庭申請，作為年輕人及早生育的誘因。

住屋以外也要配套　城市規劃同樣影響生養意欲

除了居住空間，帶孩子出行是不少父母最頭痛的問題。雖然新加坡大部分地鐵出口都無縫連接到住宅，打風落雨都可以照樣出門，但到處有不少梯級和手動玻璃門。這對四肢健全的成年人來說，沒有什麼不便，但是對一個人帶着小孩，還有大包小包日用品的新手媽媽，卻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一想到既不想小朋友整天困在家中打機看電視，又怕出門諸多不便，何來生養的意欲呢？

另一個明顯問題是育嬰室短缺。新加坡地鐵站已比香港「慷慨」，提供廁所，但是不設育嬰室。雖然不少大型商場已設有育嬰室，但都是我在寫這篇文章時上網找資料才知道，平常路過根本不知道在哪。相比早前我到台灣時，各個車站、商場的育嬰室顯得無處不在，指示牌明顯到你無法忽視。

新加坡政府剛於今年年中公布，計劃全面在地鐵站和大型巴士轉乘站加設獨立育嬰室，算是彌補這個總走在規劃概念前沿的城市的罕見缺失。當然，香港與星、台兩地在提供友善的育兒空間方面相比，又豈止是幾個小房間的問題？

新加坡的公共空間出名多選擇，又乾淨。反觀在香港，公園有時為了驅趕露宿者，又或者不想途人踏上草地以方便管理，故意在路旁放置小障礙物或高一至兩厘米圍邊，隨時可能絆倒還未企穩腳步的孩子。

剛才提到台北市的育嬰措拖，其實是自 2011 年開始的鼓勵生育政策「助你好孕」的一部分。政策推出前幾年，台北市的出生率一直在 0.7% 至 0.8% 之間徘徊，於是趕急推一連串方案，令該市成為亞洲城市的「逆市奇芭」，近幾年出生率均達到 1% 以上。同期新加坡出生率則跌破 1%，到去年只有 0.98%，讓楊部長焦急得語出驚人。香港去年出生率只有 0.82%，官員仍一貫淡定，父母們只好自求多福了。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