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政治性別歧視何時休？與李怡商榷
對女性政治人物搬龍門：當感覺她弱勢時，便攻擊她外貌，消解她真正的政治討論，或者矮化她的女性特質，說她太陰柔，軟弱，說女人不適宜做領導；當感覺她強勢時，便突然轉軚妖魔化她。
文：楊子琪
近日，看見一篇李怡先生的文章，是回應讀者指出李先生之前撰文提到：「讓給異姓的『外禪』」，其中「姓」字錯寫為「性」字。此一錯別字似乎啟發了李怡先生，他決定要抒發自己對涉足權力的女性之思考。有人說，李怡此文，可謂不值一駁。但我認為，若忽視一些享有一定社會聲望和受到不少讀者歡迎的人士，不斷發布他們顯然沒有認真了解過的關乎性別議題的論述，那我們便是將這部分輿論陣地拱手相讓。因此，我想從李怡對女性掌權的評論出發，談談女性在政治領域中受到的性別歧視。
性，與性別角色：致那些星座學般的男女分析
李怡先生寫道：
「有人說，女人是自然動物，男人是社會動物。自然動物對事情的反應比較直接，喜怒都容易爆發，愛講真話，少戴面具，重原則、對錯、是非，不易妥協。社會動物就重利害，講現實，願妥協，說話愛兜圈，善權謀，大都戴着面具做人。」
不知道這個消息來源，「有人說」的人是什麼人？李怡先生似乎因此相信，男女有不同的「品性」，「可能」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形成的。
且不說「自然動物」和「社會動物」的定義是什麼，李怡先生對女人和男人的「品性」分析，很顯然是在「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問題上「中了伏」。
在性別議題的規範性上，一般而言，我們區分「性」與「性別」：性屬於純粹生理範疇，比如男人與女人擁有不同的生殖器官，當然，還有跨性別者；而性別（或「性別角色」）則是社會觀念的建構。舉例說，在古代中國，女性被認為應該纏足才是美；而在現代，纏足的陋習則被拋棄。纏足的現象，顯然並非生理原因，而只是一種風俗習慣，社會觀念。性別角色，可以被不同的社會構成為不同的樣子。在唐代「以肥為美」的女性形象，在其他時代的中國都並非如此；就如現在李怡先生所認為的，涉足權力的女性，「其用權之盡，心術之狠，意向之難測，往往絕非男性可以比擬」，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筆者也希望如是），這種政壇女性的妖魔形象也會消失。
我們承認存在「性」的生理差異，但這不蘊含出我們承認所有「性別角色」的差異都是合理的。現代社會有太多關於女人和男人的「品性」分析，每日在個人幻想和口口相傳中得到延續，其傳播速度之快，影響人們思維之深，令女權主義者、性別研究者望塵莫及。這些「分析」，有着像星座學一般無法證偽（Falsifiable）、又像醉酒藝術家一般喃喃自語的、似是而非的男女評價：男人麼，就是陽剛，堅強，邏輯思維好，數學好，天生愛有多個性伴侶；女人呢，就是陰柔，脆弱，感性思維重，語言能力好，對愛情比男人更加忠貞一點。來到李怡先生這裏，便是「女人是性情動物，男人是利益動物」的囈語。說它們無法證偽，因為這些分析的用語含糊不清，定義含糊，就像星座分析那樣，你總能找到幾個合乎你對自己的認識，或者你對別人的認識的形容詞。
這種對性別角色的差異的所謂分析，背後有什麼合理的原因和證據支持？李怡先生自己也舉例提到漢之呂后、唐之武則天、清之慈禧、文革之江青。試問，對於這些女性，李怡先生都肯定她們是出於真性情，而非追逐利益的人嗎？她們又有沒有「戴着面具做人」？這與李怡先生所提出的男女分析，何其相違背。為何這麼簡單的矛盾，行文多年的作者，竟然無法看到。李怡先生基於「女人是真性情動物」而得出的後續推論，即：
1. 女人是真性情動物
2. 林鄭是女人
3. 林鄭是真性情的
4. 林鄭支持梁振英路線
5. 林鄭是真性情／真心地支持梁振英路線
6. 林鄭真心支持梁振英路線很可怕
7. 林鄭接近絕對權力
8. 接近絕對權力的女人很可怕
1已經錯誤，所得出的3和5便站不住腳；由7推出8這種全稱結論，更是謬誤得很，令人看不下去。
男權世界的她者
說到底，李怡先生最想表達的，其實是「真心支持梁振英路線的人很可怕，比起因為利益而支持的人更可怕」，如此簡單。然而，因被分析的這個支持者是女性，李怡先生便不自覺地要用有「性」眼鏡去分析，用不同於對待男性的方法去看待這個人的行為：對於那些「真心支持梁振英路線」的男性（而且為數不少），李怡先生又會怎樣去看待呢？他們也如林鄭一樣可怕嗎？如果是，這問題根本就非關性別；如果李先生認為不是，那便是性別歧視。
人類社會的權力結構，長期以來是男性主導的，而政治領域，更加是一個重災區。魏子林文章指出，香港的女性民選區議員百分比（包括因只有一位參選人而自動當選的議員），從2007年開始及隨後兩屆都維持在19%，也就是說，每五個香港區議員中，不到一個是女性。再看國際，英格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地區議員為女性，而全球平均女性議會成員比例僅為22%。僅是區議員，男女比例就已經非常不平衡。
在這樣本來已經無法很好地代表、發出女性聲音的政治領域裏，身在其中的女性常常被她者化：男性被視為坐標的原點，女性的所有作為，不少人都喜歡、習慣性地從其與男性所不同的性別特質出發去分析。然而，這些所謂的性別特質，大多站不住腳，一如上文所說的，分不清生理的性與社會建構的性別角色。
這種以男性為坐標原點的習慣，將女性她者化的男性中心視角，在政治領域裏體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女性的態度，若我們細看，甚為有趣。
第一種態度，是妖魔化女性。就如李怡先生所寫，接近絕對權力的女性，「其用權之盡，心術之狠，意向之難測，往往絕非男性可以比擬。」看見這些異於男性的「她者」們，一旦接近權力中心，一些男性，甚至是女性，就突然身體不適了：怎麼，「她者」也要掌權了？「她者」與通常人們理解的掌權者（即男性）如此不同，令人有點不習慣，甚至驚恐。通常，他們會認為掌權女性比男性更陰險、惡毒。希拉里電郵門，無論FBI如何close file，無論證據如何不充足，不少人都選擇相信：這個陰險的女人，比起公然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特朗普，更加可怕。當「她者」與中共這個政權沾邊時，更顯得「恐怖」：這可是兩個他者的結合體！
我不支持林鄭，不過，我也不難理解李怡先生對林鄭的性別驚恐：那種不義政權加上他者性別所產生的重度不適感。接下來我們談談第二種態度。
無處安放的「女性特質」
第二種看待女性政治人物的態度，便是物化和矮化，樣貌攻擊是其中一種手段。我曾於《香港01》撰文討論人們對李偲嫣的評價，同樣是因為不滿政治人物的作為，為何對女性就偏愛攻擊外貌？女性在此似乎比男性更加要滿足一種被觀賞的要求，像一隻隻被擺上台的花瓶，首先要過審美一關。通過外貌攻擊，男性也似乎獲得一種對女性的外貌管治權、從而凌駕於女性之上的權力，去評判女性的樣貌符不符合他們的性慾標準。這便是將女性視為與他們不是同樣平等的她者。
另一種手段，便是矮化所謂的「女性特質」。就像李怡先生那樣，社會性別文化存在對女性的一種刻板印象，又或者是一種性別角色的建構，這種印象或性別角色，就是剛才所說的，是以男性為坐標原點出發的。女性特質，便是男性特質的反面：若男人是剛毅，女人則是溫柔；若男人是有決斷力，女人便是多慮、猶豫不定，等等。
然而，社會對從政或擔任領導角色的女性，大多有一種「鐵娘子」的期望。她們要「像個男人一樣」，擁有「男性特質」——富有野心和勇氣和決斷力等——才能被信任可擔當這種社會角色。溫柔，富有關愛、同情之心，謹慎，「女性化的」，被視為不適宜擔任政治領導角色的特質，是被看不起、甚至是低級的，因此是要被拋棄的特質。如你要有所成就，你被告知要「man-up」，不要「像個女人」。
但是，一來，所謂的女性特質，假如是溫柔，富有關愛之心，考慮周到，謹慎，那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些特質是不必要和低等的——作為一個領袖，難道不需要待人溫柔，不需要富有同情和關愛之心，不需要體貼別人，不需要對待決策小心謹慎？沒有理由認為，富有野心和勇氣和決斷力，和這些「女性特質」有矛盾。我們更無法判斷，野心和勇氣和決斷，比這些「女性特質」更加「高級」。
二來，這些所謂的女性特質，其實不只有女性才擁有。難以界定，哪些是女性專有的特質。
三來，假如所謂的女性特質被設定在政治，甚至是商業、學術圈子裡是不被鼓勵和看重的，男性特質才被認為是成功的必要「能力」，而社會又從小教導女性要「像一個女人」，不可太有野心、太有個性、太有主見，而要溫柔、體貼、謙遜——那社會就是從小剝奪女人在各界有所成就的「能力」，從小要女人成為二等公民。這可說是一個怪圈。
假如女性特質真的如是，又或者，女性特質，只不過是男性特質的反面，那麼，深藏的厭女症，便是摒棄女性特質，要女人「像個男人一樣」，才能在社會政治事務中有發言權和決策權。那變相是說，女人本身就是第二性，男人比女人更優秀，除非女人拋棄她們的特質，做到同男人一樣。
上述提到的兩種對待女性政治人物的態度，相互交替着上場，不斷對女性政治人物搬龍門：當感覺她弱勢時，便攻擊她外貌，消解她真正的政治討論，或者矮化她的女性特質，說她太陰柔，軟弱，說女人不適宜做領導；當感覺她強勢時，便突然轉軚妖魔化她——這個女人很強權，很陰險，不得了！女人掌權比男人更可怕呀！
大佬，球證、旁證、足協、足總、足委，全部都是你的人，點同你打？
從政吧，女性。佔領議會，讓我們終止這種無休止的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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