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用美國前國務卿的眼睛 審視中美關係

撰文:沈旭暉國際學術台
出版:更新:

「如何認識中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這無疑是近代西方研究中國長盛不衰的話題。
在眾多中國觀察家之中,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算是較傳奇的一位——他身兼學者與政府決策者的雙重身分,親身參與促成「中美建交」此一歷史性一頁,隨後頻繁在中美兩國穿梭。

在眾多中國觀察家之中,基辛格算是較傳奇的一位。(美聯社)

美國總統大選後的 12 月初,基辛格便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文匯報報道稱他為「中國的老朋友」,且更提到,基辛格曾「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寫下推介詞:『這本書為瞭解一位領袖、一個國家和一個幾千年的文明打開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後,日本報道《China heeds Kissinger's advice on Taiwan call》更指,習近平的觀望應對策略,其實是源自基辛格的建議。

在此背景之下,基辛格的著作《論中國》(On China),為理解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極具歷史價值的參考角度。基辛格利用自己的外交經歷和近年解密的外交檔案,在本書以相當的篇幅,梳理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歷代領袖的外交政策。

中國和平崛起 極端鷹派抬頭

在毛澤東時代,團結社會主義陣營、對抗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外交」主旋律,曾令中美錯失修好關係的機會;但不無諷刺地,源於與中國同為共產兄弟的蘇聯的威脅,最終令中美關係暖化。1980-1990 年代,中國政府強調實用主義的內政外交政策,不僅令中國走出文革陰霾、專注發展,這亦令中美兩國之間有了更多共同利益。

對基辛格而言,雖然期間中美兩國關係不無衝突與矛盾(事例見天安門事件、大使館被炸事件等),然而兩國溝通未曾中斷,相互合作與依賴也不斷加深。這種對中美互利關係的理解,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美帝」想像,頗有差距。

除了歷史回顧,基辛格在本書最後一章及後記,述說了他對中國當代發展和中美關係未來走向的預測:

一方面,中國經濟在 1990 年代持續高速的增長,令基辛格感受到中國「大國復興」的潛力;
另一方面,中國漸具全球影響力,按基辛格說法,中國如今「已經足夠自信……可以按照實際力量而非長遠潛力、最終戰略角色來實施外交政策」。

美國總統大選後,基辛格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新華社)

對胡錦濤、溫家寶那一屆的中國領袖,基辛格頗有好評,他認為胡溫深明中國面對何種複雜的挑戰。相較而言,胡溫時代的中國,對美俄等大國、對印度與東南亞等周邊國家,都秉持積極而不強勢、追求合作共贏的外交策略。基辛格的解讀是,胡溫時代中國外交的主線「和平崛起」,是中國有意對美國釋放的信號、用以安撫美國對中國高速發展的不安。這多少意味,中國的崛起,其實需要建立在良好中美關係的基礎之上。

然而,對「中國老朋友」基辛格而言,國家快速發展衍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令美國感到擔憂。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疲態,與中國的躊躇滿志形成強烈對比,中國的民間與政治決策層漸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就此基辛格引述了被媒體形容為「解放軍中最著名的鷹派學者」劉明福出版於 2010 年的著作《中國夢》的言論作引證;2015 年,《紐約時報》報道〈中國鷹派大校劉明福談中美地緣政治較量〉提及此書時,摘錄的一句話便是「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中國在 21 世紀的目標」,並且說「該書剖析了美國在全球的主導權,主張中國需要推翻它才能確保和平——不僅是本地區的和平,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和平」。

基辛格固然認為,崛起的中國這種趨向極端的民族主義是危險的,但他認為更危險的,是美國內部也浮現了對華極端主義。

在後記之中,基辛格極力反駁美國政策討論圈中的「克勞學派」(Crowe School)思想。按「克勞學派」觀點,當下中美之間的矛盾,其實是守成國(status quo power)與後起國(rising power)之間就國際權力分配難以消弭定的結構性矛盾——前者試圖維持國際秩序現狀,後者則意圖獲得更多主導國際事務的權力。

基辛格警告,趨向極端的零和戰略思路,最終會引致「自我實現的預言」、撕裂兩國關係;中美兩國的競爭關係,理應只集中於經濟而非軍事和戰略領域。

問題是,冷戰時期的中美走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蘇聯這個共同敵人;那麼,在沒有蘇聯這個昔日共同對手的情況下,中美兩國能如何協調彼此的戰略關係?

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劉明福《中國夢》(中華書局)

共同進化 超越敵我二元對立思維

為此,基辛格提出了「共同進化」(co-evolution)的戰略框架,以疏導中美之間就核擴散、環境問題、氣候問題等議題的矛盾。共同進化的要旨在於,中美兩國各自處理好自己的內部事務,同時在其他可能的領域展開合作、減少衝突;美國不應再試圖「干預中國內政」,而中國也需要進一步與國際社會互動。

基辛格甚至提出了「太平洋共同體」這個概念,建議中美兩國在「日常外交」、「危機管控」和「區域/全球治理」這 3 個層面構築合作關係。近期,基辛格就南海紛爭的建議是:中美兩國應當重拾鄧小平時代的外交遺產,不應急於就當下矛盾不留餘地攤牌、應當從長計議。

引人深思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究竟美國內部如基辛格這種對華溫和的主張,還餘下多少影響力?按《明報》2016 年 12 月報道,特朗普以候任總統身分與台灣總統通電話後,他的經濟政策顧問摩爾(Stephen Moore)說:「台灣是我們的盟友,是一個相信民主自由的國家,我們需要支持,如果中國不喜歡,那就去他的(if China doesn't like it, screw 'em)」

美國總統選舉後數天,《華盛頓郵報》文章《China wanted President Trump. It should be careful what it wished for》,便已清楚論說,指特朗普上台,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原因是美國的亞洲政策很可能會變得更進取,且他的幕僚,也多是美國對華鷹派:

「Other signs point to a more assertive U.S. policy in Asia. This week, two of Trump's campaign advisers — an economics professor named Peter Navarro, known for his strong criticism of China, and Alexander Gray, who served as an adviser to Forbes — published an essay in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arguing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d not been tough enough on China and that a Trump presidency would pursue a policy of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n Asia. Navarro and Gray describ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as "talking loudly but carrying a small stick" and vowed a more forceful response to China's maneuver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other Trump adviser is Michael Pillsbury, a former Defense Department official, who recently authored a book,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in which he accuses generations of U.S. leaders of being bamboozled by Beijing and outlines what he claims to be a Chinese plot to dominate the world.」

也許在新中美形勢下,基辛格著作的價值,更在於幫助我們超越敵我二元對立思維,思考美國對華溫和派一路走來如何看世界、有何政治影響、中國崛起如何受惠於美國對華溫和派、乃至重新思考中國模式的過去、現在甚至未來。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