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能歌善舞」以外,少數民族真的都歡樂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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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泉鋒(美國麥卡萊斯特學院 Macalester College 音樂系主任/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華語世界的聽眾,對王洛賓(1913–1996)的「新疆民歌」大概不會陌生:有甜甜的西瓜,也有「辮子長」、「眼晴真漂亮」的維吾爾姑娘,愜意的話還可以吩咐她「不要嫁給別人、一定要嫁給我」,嫁妝帶來,連人家的妹妹也要一併帶走(錄自《達坂城的姑娘》歌詞)。學習過中國樂器的,更會彈過據說是「少數民族」風格的樂曲:「西藏民歌」改編的《金色的太陽》、「維吾爾族」風格的《葡萄熟了》、《歡樂的新疆》,「蒙古族」亦有《歡樂的草原》。還有很多「舞曲」:《瑤族舞曲》、《彞族舞曲》,連《阿美族舞曲》都不缺,似乎「少數民族」都很會跳舞,都很「歡樂」,隨便一首樂曲簡介,都告訴我們這些作品「展現 X 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

現代中國音樂以「少數民族」為題材的創作和改編,不勝枚舉,絕非少數,更非例外,亦常常作為現代風格、技巧與演奏模式的實驗平台。可是,這些樂曲的風格、形式和素材,大都與「少數民族」日常彈唱的音樂風馬牛不相及,所表現的情感和內容更南轅北轍。當中所呈現的邊疆、異域想象,及以漢族男性角度書寫的陰性「她者」形象(就如王洛賓歌曲《掀起你的蓋頭來》),大概可借「能歌善舞」一語陳腔濫調來總結:質性自然、無憂無慮、以歌舞玩樂終日。

現代中國音樂所呈現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容易扭曲成一種負面形象,與今日一般漢人對新疆維吾爾人的觀感相去不遠。圖為維吾爾音樂家亞庫甫(Yakub Ababekri)彈奏彈撥爾(tembur)和阿不都外力(Abduweli Dawut)彈奏都它爾(dutar)。(香港電台《采風:遠山的呼喚》紀錄片劇照)

「能歌善舞」的潛台詞,不難扭曲成一種下意識的負面形象:身體感官先行,卻不善於理性思考,易衝動、且不事生產,聞歌起舞、度年如日,統統與今日一般漢人對新疆維吾爾人的觀感相去不遠。

誠然,對異域的書寫,古今中外都有;歐美學界對十九世紀以來的「東方主義」思潮亦有嚴加批判。筆者亦反對三不五時以「政治正確」來審度文藝創作,否則與極權文宣無異。再者,不少此類題材作品亦傳彈經年、燴炙人口,藝術價值甚高。

然而,必要釐清的是,今日對「少數民族」的偏見,或許源自一直以來漢人或中原主體民族的過度自我認同,有心或無意將周邊文化描繪成「落後」、「未進化」:所謂的「夷、蠻、戎、狄」,不外是一種以漢人中心窺視邊緣外族的二元建構。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實行多民族政策,或多或少亦有民族平等的原則和考量,但實質效果卻進一步將各民族定型定格:君不見今日參與各級人大、政協會議的「少數民族代表」,開會時仍要穿上平日基本上不穿的那套「民族服裝」?加上數十年來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以及強行漢化「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人口等,一直加深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

而「少數民族」題材樂曲的出現,不但沒有消弭誤解,更常以歪曲、異化的手法呈現「少數民族」文化,直接塑造及強化今日漢人對「少數民族」及邊緣地區的偏見。若對此視而不見,少說也是一種天真。

以漢人為中心,對「少數民族」定型定格,除了音樂,亦可見於各級人大、政協會議的「少數民族代表」,開會時仍要穿上平日基本上不穿的那套「民族服裝」。(Getty Images)

其實國內外一直有不少音樂家,嘗試以較為平等、尊重的態度來呈現「少數民族」音樂。例如琵琶演奏家王勁梅(1940 年生),六、七十年代起向維吾爾樂師學習,用琵琶逐音逐句試彈維吾爾古典木卡姆及傳統器樂曲,並詳細記譜、錄音。彈指之間,老老實實模仿彈撥爾(tembur)、都它爾(dutar)等維吾爾樂器的技法與風格。去年塔石音樂出版《已在新疆:王勁梅的琵琶音樂檔案》(2016),收有王勁梅的珍貴手稿、相片以及歷史錄音,讓聽眾窺視「能歌善舞」以外,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另一種音聲關係,今日再聽,不無唏噓。

近年旅居美國,馬友友「絲路音樂計劃」創始成員的琵琶演奏家吳蠻(1963 年生)亦有類似嘗試,年前推出題為《邊疆》(Borderlands)(2012)的專輯,收錄多首琵琶參與彈奏的維吾爾樂曲,有板有眼,似是花了不少功夫學習維吾爾音樂的成果,風格清新細膩,亦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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