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寂工人．書評】基隆碼頭的日與夜　工人們和阿姨仔的故事

紅燈戶是那些明買明賣的性交易工作者，但茶店仔裏的小姐、阿姨仔卻不是這樣的一回事。今天的阿姨仔陳女士留着長波浪捲髮、薄施脂粉，年約60歲，她望着工友阿亮，像是許久未見而需快速搜索記憶般，愣了一、兩秒鐘後抬頭笑着回應：「欽，阿亮，你來啦。」店裏沒有大家一聽到風月場所便聯想起的綺麗粉味，只約三、四坪大的半開放空間，三面靠牆的放了可坐上四到五人的桃紅色沙發，中間放着長形矮桌，另一側放上矮木櫃，上面是臺電視。她年輕時便去日本工作了，1970年代從日本回流，便在鐵路仔街開了這家茶店仔，她說那時這棟三層樓的建築，每日每時都滿溢聲影。

「這裏的小姐年紀輕的或年紀大的都有，大部分是外地人，由於經濟因素來的，有的可能先生不會賺錢或是離了婚，有的是自己賭，要還債。」高峰期店裏小姐有近20多位，但在1990年代末後，工人收入少了，碼頭所需工人亦少了，小姐們陸續離去，現在只剩下一、兩位在兼職，有客人才進來。

阿亮和另一位44歲的工友李正德，和一位兼職阿姨仔在店裏共處的一個多小時裏，就像是一群朋友，閒坐在家中的客廳，聊工作的事，聊家裏的事，吐露一些不快，在某個片刻得到安慰，在某敬酒碰杯得到慰藉。這裏面沒有曖昧的情慾流動，而是彼此的情感來往、關照。許多碼頭上的男人都這樣描述自己—「我們這些碼頭上的人，十個男人九個壞」、「因為錢好賺、所以才會學壞，吃喝嫖賭都來」。但是「壞」和「嫖」，都不是會發生在茶店仔裏的事，大部分碼頭工人談到阿姨仔，都是類似的說法：「不是只要有女的，就一定和那個什麼上床的有關。會去紅燈戶的，大多是喝醉酒的、沒老婆的，都是因為生理需求去的。酒店、茶店仔的，都是要長時間博感情的，人家在那裏工作，做的是陪你喝酒聊天唱唱歌，怎麼可能說你一去就要帶人家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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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仔承載着的，不是工人們的性需要，或者說，性的滿足只是次要。她們所滿足的，是工人們希望被聆聽、被理解的渴求。

早期的基隆港，沒有起重機，也未有巨大貨輪，來到港口的貨物，就是靠人力赤身赤膊搬抬裝卸，極需人手。很多碼頭工人回鄉找人，說碼頭缺工，工資比下田好得多，許多年輕工人為了生計，或者說是為了逃離家庭，就將妻兒父母留在家鄉，隻身來到基隆港工作。1972年，1,200多位抗爭散工全數轉為有牌的正式工人，薪水待遇得到改善，使得在基隆港付出勞力的工人，再沒有低等的散工。「當時外面一個月大概7,000、8,000吧，我們做三、四個小時，就有1,300了，每天固定的工資是800，船公司會另外給500的獎金……當時在碼頭工作算是鐵飯碗。」

基隆多雨，又名雨都，人們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在室內。碼頭工作沒有固定時間，以前船很多的時候，可以接連做上48小時，有時候工作與工作之間，總有一兩個小時的待工。工人們不能走遠，要待在負責人能叫到找到的地方，尤其是以往手機未流行的時候。辛勞搬抬過後，工人們想要找放鬆，就會到附近的茶店仔，鐵路街仔娛樂一下。1970年代後，歐美運輸業開始發展以巨型包裝方式運送貨物來降低營運成本，於是出現貨輪，於是出現裝卸貨櫃用的橋式起重機，於是出現貨櫃車司機，活躍於基隆碼頭。在徒手活被機器代替之後，在取締苦力工人之前，1970、80年代可以算是「巨變的前夕」，工作量減少，上工的人數與工資並未刪減，工人們生活變得更輕鬆，更紙醉金迷，「腳下踩到的都是錢」。「簡單來說，以前錢賺得快，花得也快。那時候就是四處去喝。」所謂「四處」，就是指那些茶店仔。

在碼頭的工人們，普遍有種男人就該有本事的心理狀態，台語稱為gâu-lâng（能人）。他們不太會關心工友的生活—「不知道同事老友家裏發生什麼事很平常、沒什麼大驚小怪」、「男人不會問別的同事還是朋友發生什麼事」，事實上「能人」根本不會隨便談自己的困難。當李正德意識到第二任妻子可能有外遇時，即使是在拖車的無線電頻道裏整天來往、下班熟絡地在小吃攤或茶店仔交陪的同事、都無從得知他人生中首次「不知如何是好」的難堪處境：「她應該是有出軌，常常有人半夜打電話來家裏叫囂，這種事很難開口，心裏不好受，誰也不知道。我工作照做，酒照喝。」

李正德的故事不是個人的特殊經驗，他在茶店仔認識了現在的妻子華容。在日以繼夜的碼頭生活裏，茶店仔與阿姨仔，卻是遊走與存在於工人們緊密交織與彼此為伴的關係裏，當「有本事的男人」在同伴之間有口難言，能說不能說之時，阿姨仔便成了這些碼頭男性僅有可傾訴的對象，在國際貨船川流不息的年代，安頓了那些離鄉別井的不安少年與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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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們沒有想過基隆碼頭會變成死港。1990年代末，因為機械化，因為對岸大陸開放港口，因為其他地區的工人薪水更低賤，因為國家把碼頭民營化，因為各種各種原因，來基隆碼頭的船愈來愈少，所需要的工人也更少了。這些「因為」的理由，對於大部分工人來說，其實都不重要，當他們對照別的還過得去的工人，就只會怪自己不夠gâu，不夠本事。其他的，其實都不成理由，沒有「因為」。

工人們陸續退出碼頭這個舞台，那些生命都拋錨在碼頭的工人，生命世界再沒有友伴，有些失去工作，有些自殺死了。基隆男性自殺的比率一直很高，但工友們往往都「不明白」，因為從來「男人不會問別的同事還是朋友發生什麼事」。有些工人回到自己曾經拋下的家庭生活，成為晚餐時間在家的父親、共晉陌生且生命經驗迥異的晚餐。但曾經缺席的家庭，再也不是他們的家庭，那些早已斷離的親人，再也無法溝通。在家裏，工人收入大減，再也不是「有本事的男人」，對於重返家庭，無論是誰都不習慣，每晚飯桌傳來的，都只是電視機的旁白，以及整晚的靜寂。

「我們的專業在外面沒用，出去怎麼辦？像我們這種從小就在碼頭的，根本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能。」

2002年台灣國家發展計劃中，設有1.7億經費的「觀光客倍增計劃—北部海岸旅遊線」項目，預期效益為「有效整合台北、淡水、北海岸、基隆、東北角海岸之旅遊資源，使之成為大台北都會區近郊之國際海岸觀光地區。」

基隆港的橋式起重機再也不動，成為高舉向天打鳥的槍、基隆「海洋廣場」上的「KEELUNG」字牌，不再指向這個土地上的人，對街上的生命來說，字是倒反的，但對從海上觀光船望過來的生命，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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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工人生命世界的歷程與心情，魏明毅在《靜寂工人》一書裏有更詳細的描述，值得大家拾卷一讀。許多時候，我們說人有許多自由，但魏明毅筆下記錄的工人，其實有什麼選擇？如果我們真如哈克思所想說的「身處於各種關係」裏，那反過來意味着的，我們其實受制於各種成就我們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化生命關係之間，並不是輕易可以掙脫出來。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應該怎樣，應該那樣，但那畢竟是生命，成長裏有無法踏出與無法面對的事情，人終究是無能的人。正如我們，又有誰可以說走到今天，全是自己的功勞。

生命由各種偶爾因素構成，有主動的有被動的，嵌進社會巨型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然後生命就在裏面成長，在結構之間的縫隙裏成形。當生命的形態業已成形，而結構卻開始鬆動，縫隙變得再壓迫，生命又如何不破碎。破碎的生命，無法言說自己，每個人的裂紋都不一樣，但彼此都已經碎得一敗塗地，還如何承載彼此的碎片？然後靜寂代替聲音，片斷代替完整，「誰也顧不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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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德和華容在家中並肩坐在客廳的雙人沙發上，餐桌上還放着未收拾的碗盤。華容起身要離開客廳，李正德輕壓她的肩膀，要她坐下。

「你要我陪你，可是電視也不會因為我更好看啊。」

「無（bô），至少感覺嘛卡好。」

【編按：本文原載《01周報》，原題：「靜寂的人」，本博文題目由博評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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