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對談．書評】是香港話劇團的故事　也是「我們的故事」

剛過去的2017年既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又是香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回歸中國二十周年。放下政治，聚焦我們的文化藝術，它又是香港藝術中心與香港話劇團成立的四十周年。

為誌四十周年之慶，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陳健彬特意訪問了四十位與劇團有不同關係的人，編著了名為《40對談——香港話劇團發展印記1977-2017》的近四百頁的皇皇巨著，透過不同範疇四十個人的角度，回顧這個「旗艦劇團」的歷史，並展望它可能的或應該的發展。對於關心香港戲劇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類似的訪問或對談錄我們讀過不少，最怕的是大家都交「行貨」，發問的認識不夠，既問不到癢處，又不懂及時跟進，錯過進一步挖掘的機會：應答的又避重就輕，諸多顧忌，言有不盡。而KB（一般人習慣這樣稱呼陳健彬） 因為服務了劇團二十多年，對劇團前世今生暸如指掌，因此與被訪者對答顯得親切而深入。尤可喜者是那四十個人都暢所欲言，沒有忌諱，所以，我們讀來實在趣味盎然。例如讀前藝術總監楊世彭的訪問，他的豪邁自信，在主編潘璧雲和她的團隊整理之下，便是如見其人，生動之極。

說到「忌諱」，這本書的確解答或回應了不少有關劇團的迷團與疑惑，例如為什麼前藝術總監陳尹瑩的《餓虎狂年》已經排定演期，其後卻「出閘脫腳」，取消演出？又例如為什麼劇團本來有首席演員、駐團編劇，後來又取消了這樣的編制？KB的行政總監合約是怎樣訂定的？劇團理事會在營運和藝術之間的領導何所偏重等，這本書的確可以滿足了這些「八卦」心理。當然，問題背後有遠不只於「八卦」層面的意義。

我讀得最有興味的還是話劇團「公司化」的背景、過程和其間的轉折，與陳健彬多次向不同被訪者發問的演員「單一化」和普通話演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不只與話劇團相關，也是香港所有戲劇團體必須關心的課題。

為了讓劇團有更大發展，讓它脫離政府架構，擁有更大的靈活性，應該是事所必至。否則，好像古天農說的因為囿於公營機構的購置上限，買一雙鞋子也要分左右腳開單，也真是滑稽。然而，公司化帶來的不安全感卻不是每個人都安然接受的。就受訪者的回憶，當時不只眾演員反對，連藝術總監楊世彭也不贊成，雷思蘭甚至記得他在公司化前說「我們的好日子過去了」。

這些其實我過去都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原來早在公司化十年前的1989年，當時KB等已經替市政總署副署長余黎青萍草擬了藝團公司化的建議書，讓藝團脫離政府架構獨立營運，建議書更已經通過市政局，可是接任市政總署副署長的Randolph O’Hara不知如何的把計劃擱置了 （見與余黎青萍和盧景文對談的兩節），因此真正公司化要在千禧前夕才得決定，因而便錯過了在經濟比較繁榮時期籌集得充足營運基金的時機。

這或許是話劇團發展史中的重大曲折，因為，九十年代初杜國威的幾個深受觀眾歡迎的作品如《我和春天有個約會》（1992） 和《南海十三郎》（1993） 若趕上公司化了的話劇團，或許其演期和演變會更自由和有趣。然而，萬事自有因緣，謀事成事全在人天一線，信焉！

至於演員的人數、構成和來源，袁立勳、鍾景輝，與歷屆藝術總監楊世彭、陳尹瑩、毛俊輝和陳敢權都有不同看法，當然客觀上也跟香港演藝學院的成立與持續地提供本地演員有關係。而對於近年資深演員陸續告退，劇團演員漸見「單一化」，這現象是好是壞，應如何面對，各人的想法也不盡相同 （楊世彭說選角時往往只能找到演藝學院剛畢業的學生，「這是香港話劇團目前最大的困境」），這就要留待劇團針對處理了。

關於普通話演出問題。楊世彭這位「強勢導演」的看法是鮮明的 （馮蔚衡憶述楊處理《培爾．金特》危機的過程，生動有趣地顯示他是如何「強勢」），他在任時堅持聘用一些內地普通話演員，要銳意發展普通話和粵語雙語製作，認為非如此劇團衝不出香港。其先鍾景輝則認為香港演員用不地道的語言演出效果不會好，到其後劇團實踐也證明粵語劇可以在內地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以至二線城市演出，而林克歡更斬釘截鐵地說：

你不需要考慮是否要排一個普通話的戲，也排不了的。

然而，這是否就是劇團未來的堅定想法？這本書立體地呈現了劇團在「演出語言」上的思考、游移和摸索，讀來饒有趣味。

香港話劇團是香港規模最大的戲劇團體，它自有自己的條件、思考、困難和發展軌跡，其他藝術團體當然不可能全面借鏡。可是，打開這本書，透過不同的對談錄，我們看到的，也讓我們思索的，其實也真的是「我們的故事」。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