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漫長告別，矛盾伴生——也談《伴生》的洞見和缺點

《伴生》更教人讚賞的，是導演對追蹤的人物懷着深厚關懷，與訪問對象互有信任，對這生死議題本身並無前設，更沒意圖推銷什麼結論，故此才能深入講出現代人面對生死的矛盾處境，不會一味講什麼子女責任、親情牽絆，只着意呈現幾個家庭的互動關係與生存狀態，反而更堪咀嚼。

美國紀錄片大師艾拔美素斯（Albert Maysles）嘗言，要捕捉真實，「攝影機」必須有愛，有同理心，因為我們拍攝的往往是人們敏感脆弱之處。對此他有很強烈的宗教情懷，唯有如此，拍攝、紀錄這個行為就不是侵犯私隱，而是可以有如心理治療︰

「The camera's like a non-directive therapist.」

黃肇邦是香港新銳導演，其紀錄片作品甚有口碑，為拍攝新作《伴生》，花了兩年時光，紀錄 3 個面臨親人將逝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心路歷程。這般不輕鬆的生死議題，他能做到有愛有同理心，治療拍攝對象、自己和觀眾的心靈嗎？

輕鬆筆觸繪出死亡的重量

筆者只說這部影片「不輕鬆」，是因為《伴生》討論的生死議題雖然是社會經常忌諱避談的，導演的格調卻非一味沉重，一副要人反省深思的模樣，還不時顯露幽默。

例如影片的其中一個家庭，老邁的沛叔記憶早已退化，老妻則行動不便，但沛叔始終深愛妻子，由於兩人雖同住一間院舍，起居卻非同在一起，沛叔總是記掛着老伴的病況，關切處有時頗為囉嗦。妻子年紀非輕，卻仍然火氣十足，間中也會吃醋，罵丈夫與院舍中較自己稍年輕的職員或院友關係要好。看着這對活寶大而未化打情罵俏，觀眾笑聲此起彼落，忘了他們正面臨死神將至的無奈現實。

他倆的女兒也是個有趣人物，年屆中年，堅決獨身，但因工作忙碌只能將父母送到老人院，表面上成熟、硬朗、豁達，為父母勞心勞力。片末她為圓父母的旅行夢，特意破費租酒店房讓至親輕鬆一天，照顧老人家有時就像照顧小朋友，她與兩老在酒店房間的互動就頗令人發噱。

不久前鄧正健〈《伴生》中年——依偎死亡〉一文說「黃肇邦很善良，不矯飾，他不讓電影在死亡的鬱悶氣息中作結」，指的就是影片中這份輕鬆的筆觸吧。

當然《伴生》也不至將喪事當成喜事，死亡的重量，生活的滯悶，總是教人思慮反覆，唏噓不已。

正如沛叔的女兒，她的經濟狀況、感情生活，皆經歷了許多曲折的路，才有今天的堅決和開通。要送父母到院舍生活，她當然也很猶豫、內疚，然而父親依賴、焦急的性格，過往對她也確實是折磨，例如沛叔每天都像有強迫症般打電話聯絡女兒，不理她是否在工作或休息，而母親的老人病，也無康復轉好的可能，無盡的覆診也只能暫緩痛楚，僅此兩例，也足以反映她照顧父母的困難。子欲養而親不在固然是人生悲歌，然而雙親健在，卻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妥善照養，也許更令人感到掙扎與自責。

「伴生」不能單計利害責任

沛叔一家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狀態呢？黃肇邦的答案是「伴生」，這個片名確實取得巧妙。

「伴生」一詞意念來自生物學，不同於一方受益一方受害的「寄生」，也與共同受益「互利共生」或一方受益一方無害的「片利共生」不同，「伴生」多出現於植物界，指一些圍繞主體植物生長的小生命體，雖有份扶持主體生存，卻仍是主體的衍生品，兩者的關係既非完全平等，也不能單以利害概括。人必須互相依存，在死亡面前，更望能攜手共對，但那必然是兩全其美的情景嗎？

「人們常說希望父母長命百歲，是很想，但這應該是數十年前的人的話……現在醫學很發達，人愈來愈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這是《伴生》紀錄的另一個家庭的中年兒子說的話。我們皆不想看着父母離去，但見父母老病受苦，又不忍心這般要父母「苟延殘喘」，只淪為心電圖上微弱的起伏。可是先不論法例是否容許安樂死的問題，我們（特別是作為子女）又真的有足夠的道德基礎去決定父母的生死嗎？

正如影片另一個家庭的情況，兒子獨身、貧窮，只勉強能照顧自己，母親是有限智能，自小他們就不在一起生活，母親也沒能力照顧兒子，兒子決定重拾子責也僅是幾年間的事。倘若有天兒子必須為母親決定生死，以其複雜的血緣牽絆、幾年間新建立的感情，每一步思慮都肯定大不容易。

看過《伴生》的觀眾，大都肯定導演的努力，畢竟在華人社會，敢觸碰此類題材者仍少，「長命可能不是好事」的觀察也與中國人向來冀長壽享子女福的傳統價值觀大相逕庭。不過《伴生》更教人讚賞的，是導演對追蹤的人物懷着深厚關懷，與訪問對象互有信任，對這生死議題本身並無前設，更沒意圖推銷什麼結論，故此才能深入講出現代人面對生死的矛盾處境，不會一味講什麼子女責任、親情牽絆，只着意呈現幾個家庭的互動關係與生存狀態，反而更堪咀嚼。

未能審視制度不足

可是《伴生》也不是無可挑剔的。大抵由於《伴生》的拍攝乃受東華三院支持，資方提供的個案。儘管貧富各異，都是受到院方支援、照顧的一群，是以導演只拍到個人，拍不到社會，令人看到更普遍的老年處境，也沒有針對制度之不足提出叩問。以「人的處境」為重點，是黃肇邦的優點，前作《子非魚》從幾個貧苦小學生的家庭和學校生活，從小孩子的視角，映照出香港嚴重的貧富懸殊、跨代貧窮、中港婚姻、學無出路等等問題，情真意切，贏得大片掌聲，然而沒能直接揭露制度或政策的具體缺失，終究略感可惜。

筆者在香港亞洲電影節觀看的《伴生》場次，就有現場觀眾問及監制卓翔以上的問題。卓翔沒有正面問答，只說自己也知道片中的老人其實已算是「幸運」的一群，故反過來請觀眾留意那些子女，因為我們通常只會考慮到如何照顧老人，或審視醫療制度的不足，而很少想到要支援那些子女。

不過觀乎影片內容，我們也只知道現今為人子女壓力不少，但不太看得到現有制度有何已有措施支援他們，對此導演也無具體建言。倘若說現在的社福機構已致力從生理到心理妥善照顧老人，當老人活得開心，子女的壓力自然大減，這樣不過是將上述的說法倒轉回去，並沒有真的解答到「支援子女」的問題。

當然，紀錄片不是政策規劃或宣傳，導演負責提出觀察和問題，不一定要有建議和答案，但導演如欲在紀錄片繼續深造、發展，在人的向度以外，也必須加進制度的角度和批判呢。

鏡頭過分講究　「控制」多於「發現」

事實上，《伴生》的導演技巧比《子非魚》成熟、豐富多了，然而影片的拍法愈靠近劇情片、抒情片，愈顯露出導演心態有點猶豫。

《子非魚》拍劏房、窮戶生活，鏡頭不算十分講究，畫面裏亂成一團的家居情況乃是如實反映。《伴生》拍院舍生活，構圖卻刻意顯然對稱、工整，鮮明光猛的鏡頭販賣的是溫情感覺。

《子非魚》訪問小學生們，多以平視角度，距離親切，有時候學生們還會推弄鏡頭忸怩談笑。《伴生》卻有很多大特寫和低角度鏡頭，刻意標示出受訪者的神態，反令人有煽情，以至干擾、介入的感覺。像有一幕講到沛叔回到昔日生活的地方，他表示頗有點人面全非，就在他於茶餐廳若有所思時，導演以 jump cut 將鏡頭逼近沛叔茫然的表情，這種手法似乎就不再是以往他的開放式的觀察，而是含有個人的重構了。

整體而言，相對於《子非魚》，《伴生》確實多用了不少細碎的鏡頭以圖敘事或營造氣氛。例如電影一開場，松哥太太阿梅逝世，親人在家門前燒金銀衣紙拜祭，這個短短的情景，導演就用了多個鏡頭組織，包括從低近地面的角度遠觀眾人進行儀式，也包括火盆裏快要燒成灰燼的特寫。我不禁想這樣導演是否要在窄巷裏圍着眾人團團轉不停拍攝？這種介入能否算一種劇情上的安排？倘若如此，《伴生》對於觀眾所說雖是頗有啟發的佳作，對受訪對象來說卻未必是出色的 non-directive therapist 了。

艾拔美素斯創作生涯後期曾與其他電影人合導 1996 年的《Letting Go: A Hospice Journey》，題材與《伴生》頗有相近，各位不妨對照參考。

艾拔美素斯喜用長時間鏡頭，手持攝影機透過移動鏡頭或變焦，追蹤觀察對象的表情與動作變化（特別是手的動作）從而表現其心理和處境。這種手法呈現出來的是瞬間的、偶發的、即時的觸感，那是「發現」的過程，而非透過剪接「組織」和「控制」，透露的信息反而更見真實和複雜，將兩部影片各抽一個片段對照着看，應不難明白兩者的分別。

當然，紀錄片不只有一種面相，我相信黃肇邦還在建立他的紀錄哲學，未來的作品必會更成熟、精彩的呢。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