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呈現精神病患者的世界:從《一念無明》及相關電影談起

撰文:陳廣隆
出版:更新:

看過電影,一念想到的,是劇情片到底可以/應該怎樣發掘、呈現精神病患者的世界呢?
從外部的「瘋狂世界」(一如本片英文譯名“Mad World")刻劃壓逼、歧視、折磨他們的可怕牢籠,還是嘗試走進他們的內心和感官,透視觀眾平日難以想像、體會的「兩極世界」(余文樂在片中患的是bipolar disorder)?抑或在這兩者之外(以及這兩者的交替、融合之外),有著更多可能性?
本文試以同類作品為比較,略論《一念無明》在描寫精神病患者的世界的表現。

今天回看,經典電影《癲佬正傳》或有污名化精神病患之嫌。(電影擷圖)

【編按:以下內容或含劇透,逃生門在此。

香港電影上一次如此用心探索精神病患的話題作,也許要數到爾冬陞導演的處女作《癲佬正傳》(1986)了,但因時代眼光的局限,如今看來這部不無煽情的金像獎影片,多少難免有污名化之嫌;同樣是導演長片處女作,黃進的《一念無明》走的是相當壓抑的步調,陳楚珩編寫的劇本雖然間有輕鬆的場口(例如余師奶個仔的老人精式自嘲/嘲諷),主調仍是沉重的,邊訴說主角離開精神病院後的生活邊插敘他種種難堪回首的過去,形式上頗像今屆奧斯卡電影中的出色傑作《情繫海邊之城》(Manchester by the Sea),兩者同樣有心理受創的男主角,同樣有因「意外」而令人抱憾終生的慘事,同樣有無法真正得到自己與他人寬恕的「罪」。從這個角度看,《一念無明》確是相當大膽、進步的。

荷里活近年不乏探討躁鬱症患者世界的作品。像半屬喜劇半屬愛情片的《失戀自作業》(Silver Linings Playbook,2012),男主角畢列谷巴(Bradley Cooper)同樣是個曾經暴力傷人、與妻子分離、剛出精神病院的躁鬱症患者,但他的演繹與余文樂相當不同,余文樂始終是繃緊臉容去演的,畢列谷巴卻相當彈性,哭笑悲喜情緒上落演來不見費力。

畢列谷巴(左)在《失戀自作業》飾演的同樣是躁鬱症患者。(電影劇照)

若說躁鬱症患者會經歷情緒的亢奮期和抑鬱期,這在畢列谷巴身上是明顯的,《一念無明》聚焦的似乎在於抑鬱期較多。余文樂除了在朋友婚禮上搶咪喻眾、以為有機會與前妻復合這兩段也許比較亢奮(當然我們既沒法以醫學斷定他在甚麼期,事實上也沒必要這麼死板去判定這回事),我們幾乎沒見過他有興奮(甚至是簡單的快樂)的時刻了。畢列谷巴為搏得前妻復合,同時也希望得到他人認同,時時說要「精益求精」(excelsior)且身體力行(姑勿論是否得法);余文樂本為「金融才俊」,出院後只能住在劏房,心底裡當然不願意,但他的言行終不如畢列谷巴亢奮、積極,他那個天台種植計劃看起來也不太可行。在躁鬱症的表現上,因著劇本壓抑的走向,《一念無明》是未夠全面的︰有心理創傷者容易加深患躁鬱症的機會,但心理創傷本身並不等如躁鬱症,據好些接觸過躁鬱症患者的朋友、文友都說,余文樂這角色似是有嚴重的心理創傷(加上廣受誤會容易動怒),卻不像真正的躁鬱症了。

余文樂這角色似是有嚴重的心理創傷,卻不像真正的躁鬱症。(電影劇照)

事實上余文樂這角色是拒絕躁鬱症這標籤的,他不肯用藥(但沒有很具體說明原因),對自己的情緒和行為表現也不算高度自覺(像他見工時對老闆那段不耐煩的「解說」)。相反,在美國獨立電影《觸火之戀》(Touched with Fire,2015),男女主角都是bipolar的,他倆在精神病院認識並墮入愛河,兩人都對自己的病情和處境有較深的自覺和認識。其中有場很特別的戲,講雙方家長不願兩人相戀,認為兩人都有病只會「累鬥累」,於是開家庭會議坐在一起用威言軟語夾攻,男女主角卻表示外人不懂得他們的世界,正因他倆都有同樣的病,所以才更了解彼此、能照顧你我。僅只一場對話當然無法解決矛盾,但這樣對話的條件正建基於彼此都承認病況之上,不過這故事寫的是中產家庭,男女主角倆又是有天分的詩人,知識基礎不同,而且片中的精神病院雖說不上很有愛心,但也不是局促的圍城,是以他倆對病情的接受程度也與余文樂父子有異。《一念無明》的世界並沒有包容躁鬱症的氛圍,而且劇本欲訴說是本地醫療制度的不足(像那段機械式隨便問問便完成的「覆診」過程)、一般人對病患者的漠視和不了解(即使曾志偉參加患者家屬互助小組,也只能從簡單的小冊子嘗試獲取知識),取態無疑與《觸火之戀》不同。可惜這部由久違了的姬蒂荷姆斯(Katie Holmes)主演的《觸火之戀》銷情黯淡,傳播不廣,並沒有掀起更大的討論,不像《失戀自作業》的妮花羅倫絲(Jennifer Lawrence)贏得奧斯卡影后,風頭一時無兩。

由姬蒂荷姆斯(左)主演的《觸火之戀》銷情黯淡,未能如《失戀自作業》般成為話題。(電影劇照)

說到余文樂拒絕用藥,美國電影《憂鬱青春日記》(Prozac Nation,2001)中由姬絲汀娜麗芝(Christina Ricci)飾演的女主角伊莉莎伯(Elizabeth Wurtzel)同樣是對服用精神科藥物深有反思的女性,曾著有同名自傳《百解憂帝國》(Prozac Nation,1994)探討相關議題(包括接受治療後改變了的自己,到底還是不是「自己」呢?)。這部影片無法三言兩語去簡介內容,但其有趣之處是嘗試以主觀鏡頭呈現這位患有重性憂鬱障礙(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的女主角的視角,包括傾斜的構圖、矇矓的鏡頭等,與《一念無明》的偏客觀的外部描寫(同時多以大特寫呈現人物情緒)相當不同。《一念無明》以劏房戶為敘事舞台,環境狹窄,局促的空間和取鏡(也包括金燕玲住的舊屋、余文樂和方皓玟買的新居)有助反映人物情緒的緊張、無奈感,黃進接受嚴尚民訪問就表示:

我很喜歡看衝突(confrontation)的戲,角色要面對對方,我們要解決一些問題要怎樣,我們不能逃避要怎樣,……或者換一個說法,我喜歡把一些比較強的戲劇放在一個很小的空間。我認為這更能提煉戲劇。

雖說這當中有成本的考量,但也是很有自覺很有野心、有完整世界觀的拍法,說他是新晉導演中最成熟的一員絕不為過。

不過,他和編劇的野心/善心,反而是《一念無明》的缺點所在——這個劇本想探討、呈現的問題實在太多太多了,醫療制度、怪獸家長、經濟結構(兩位「金融才俊」一死一病也許是香港偏狹的經濟發展的暗喻)、人心冷漠(像余文樂揭破的婚禮現象)、住屋問題(小夫婦耗盡青春才有機會買到小單位,而更諷刺是劏房內裡的住客的態度恰巧是經典粵語片《危樓春曉》(1953)的相反)、婚姻問題(特別是中港兩地跑的夫婦)等等,硬塞在短短100分鐘的電影裡,內容無疑很豐富,卻是不易消化,而且那麼多慘事堆在一個人身上(父母離異、親弟不孝、妻子離棄、欠下巨債、「意外」弒母、朋友自殺、網絡欺凌,等等等等),先不說是否真實(我們總可在社會上找到不少慘絕人寰的悲劇,但我們不能說將之集中在一個角色上便說是如實反映社會慘象,又或有所根據、順理成章的構思安排),重要的是這個劇本的處境將主角框死了,他根本沒有回旋的空間/可能,結尾的「希望」(黃進回應嚴尚民說「結尾部分有展望的」)難免令人覺得有點「彆扭」,是硬生,生「賦予」而非按人物性格發展的。

黃進(中)表示「結尾部分有展望」,惟出來的效果感覺「彆扭」。(電影宣傳照)

所謂回旋的可能,不是說影片不應絕望,而是太一面倒的設計,就無法呈現角色內心或矛盾或複雜或幽微的部分。余文樂真的一個知心好友也沒有?他病後遇上的人中沒有誰是衷心並且有能力協助他的嗎?劏房眾戶難道只能全都負面地寫?他們即使幫不了他,但至少能提供一個「可能」,有了「可能」,才能看到更多的發展和轉折(例如為何最終不能開花結果?),這方面《幸運是我》中陳家樂的故事就起伏圓轉多了,甚至是紀錄片《伴生》中的兆銘,也能看到更多可能性(這三部香港電影中的男人恰好組成了現今香港的基層男性景貌)。常言「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若沒有餘下的一二(注意這如意的一二最終結果也可以是壞的,當中沒有必然),這樣寫人生不是悲觀,而是有意隱藏。我們常笑昔日「三歲沒爸爸五歲沒媽媽,進孤兒院被欺凌出來後又被人蝦……」的故事「可笑」,這雖然不能說沒有社會基礎、憑空捏造(特別是香港經濟未起飛的日子),但在編寫上心態無疑略狹,《一念無明》當然沒到這個地步,如所上言其結構是精巧的描寫是深刻的,但這種寫法仍是值得我們警惕。

再說,現下的寫法難免易令觀眾聚焦於其「慘」,而忽略了另一主題——余文樂和曾志偉無可寬恕的「罪」。一個失父職(同時也是個無能的中年漢),一個誤殺母(也傷了另一女性的心),不單永遠被外人誤會,自己也難以原諒自己,連宗教也無法救贖(這又牽涉到教會的僵化、儀式化與及部分教徒自欺欺人的心理),但這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探討的了。最後談談本片的結局。余文樂被上天台自殺(到底這是事實還是街坊們太緊張,大家可保留想像空間)而最終得到真情的擁抱作希望,這並不是新鮮的寫法,李察基爾(Richard Gere)主演的《愛情季候風》(Mr. Jones,1993)就是寫他飾演的鬱躁症患者(在片中最誇張的事蹟就是在音樂會中衝上台上當指揮,比余文樂在婚禮搶咪更「驚人」)與為他治療的女醫生相戀,導致後者被質疑和免職,頂受各種壓力的他在末段同樣跑上屋頂看著自由飛翔的飛機,腳懸幼樑生死繫於一線,當然,那是浪漫型男李察基爾,愛情電影的魔力就是一吻可戰勝一切,因此也不必細述結局了。《一念無明》完全捨棄這種煽情的寫法,余文樂付出的苦心絕對比李察基爾可頌,整體而言絕對值得我們支持,黃進自言「想用一個主流方法把一些非主流的訊息擴散出去」,他成功了,這對香港電影和整體社會來說都是美事呢。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