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影評】以感動之名　強化精神病的標籤

電影院燈光亮起，散場期間，聽到周邊觀眾不時飲泣，大概都被故事中的情形感動了，但我仍然無動於衷，甚至是煩躁，故事是理所當然地殘酷，一眾邊緣人在社會夾縫中無處容身，更沒有出路。
這絕非是一部讓人愉快的電影，看不到劇中人有任何希望，也得到不到任何救贖的機會，每一張面孔上由如荀子所說的「性本惡」得到實證，要麼，這是創作者對世界懷抱深深恨意，想透過電影作為媒介將一切不滿發洩；或是，還未如願能走入角色的內心感受，只固執糾纏於真實狀況而無法自拔。
而我傾向相信是後者。

文：何阿嵐

《一念無明》如同黃進和陳楚珩這對編導過往的短片作品，將角色放置一個極端的環境之間，《三月六日》裏的三個社運年輕人被捕後在警局與警察對抗，而短片集《Good Take》裏的同名短片，甘草演員難忍太太離世，正當想自行了斷時，發現鄰居正被賊人入屋行劫。同樣，《一念無明》裏也有很多衝突，跟隨着男主角阿東（余文樂飾）的經歷，父親，前女友，而至周邊鄰居，朋友，我們看到阿東在各種人際關係的失落扭結，這種衝突在家庭關係中特別明顯，父親長期缺席，弟弟早已離棄老家，只有阿東面對病患的母親，最終悲劇發生，如期說這是一部關於精神病患者的電影，更似乎是關於一個原生家庭最終解體的過程。

但看似壓抑和克制的態度，其實隱藏不了電影中極度煽情浮躁一面，作為他們首部長片作品而言，所涉獵的內容之廣，反映出創作者野心不少，除了家庭，加上教會，友鄰，以至醫療制度，在不足一百分鐘的長度下，阿東身邊的每一段關係也只不過換來更強烈衝突，就以前女友與教會一段為例，整個段落，由前女友在阿東面前出現的神態，到向眾人告解自己的不幸，在講台上數落出前男友各種不是，情緒逐步升級，創作者意圖想表達的是對教徒麻木的不滿？前女友的軟弱？還是只不過單統借一個平台對他人復仇？戲中每一個人物的動機也是一瞬間地爆發，對於一部相當着意描述低下層，社會邊緣人士狀段況的電影，當這些人早已被社會附加上向種標籤和定形時，他們對阿東所作出的行為，也只不過成為加強阿東作為受害者的遭遇。

除了片面的情緒，我們究竟了解到當中多少難處和真相？而事實上，電影中對阿東的躁鬱症描繪也相當粗淺，從有限的篇幅所理解，他的病患也並非嚴重到與他人交惡，但編導二人為了保持着戲劇張力，放大了很多不必要的成見，社會固然有很多不公，但矛盾的形成，是不是就如我們眼前所見那樣？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角力，對於一部走寫實路線而言的電影，放棄了真正深入探索的可能性，究竟有沒有如宣傳所上所說那樣，有過對真實個案更深入的了解，對此有所懷疑。又或者，《一念無明》在有意無意間也展示了現今香港一個真實狀況，這個一點也不和諧的城市，每一張面孔也會讓人憎厭，不安，排他性重，連一刻休息的時間也沒有，這不單是躁鬱症病者所面臨，而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城市的人，要麼每一個人只能圍爐取暖，要麼是排除他者來確保自身安全，但只為了形造戲劇張力，而視而不見現實生活中看不見，隱藏背後的魔抓，這不正是現今我們面對社會問題時，往往出現的真正問題，令事情走向無法收補的局面？

我並非要全盤抹煞黃進和陳楚珩的用心，特別在現時香港電影生態下，交出一部獨立製作電影，確實難得，而他們唯獨欠缺了的會否是，對主角，包括他以外的其他人，保持着相同的「同理心」？也變相令觀看《一念無明》的觀眾繼續用有色眼鏡去看精神病人，甚至是周邊同樣需要被關懷的人物？但最令我不安的，是創作者無意識地跌入了一般精神病的論述，香港作家李智良所言，當我們言說精神病時，會將問題與社會割離，認為這是個人可能是成長，可能是先天因由而起：

「當我們說一個人有精神病，其實是什麼意思？就是他正面對一個很複雜的處境，首先要食很多藥，然後那個人所有的感覺、所有的經驗都會被人翻譯做同那個病有關，無論做什麼都會被人認為是因為精神病。」

這種標籤在戲中根深柢固，更不要說戲中的性別定型問題，戲中所有女性都是壞人，也感該說。

香港電影近年也出現了多部被觀眾稱為「良心之作」，但《一念無明》的缺失，也正正說明了在製作社會議題的電影，需要對該問題有何等深入研究。在此，借用影評人譚以諾對堅盧治新作《我，不低頭》所作的評價，這應該是我們面對任何一部標榜寫實和良心電影時，應有的準備：

「對社會制度需要何等的了解，而並非着眼於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對社會上的人需要何等的愛和耐心，對世界又需要何等的希望和遠景。」

【編按：文章原載《01周報》，此文為增補版。原題：「《一念無明》真的感動了我們？」，本博文題目由博評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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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