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詩人聶魯達.影評】愈看愈驚喜 到底誰在說故事?

撰文:嚴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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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詩人聶魯達》(Neruda)這電影,有趣極了。
導演柏保羅賴尼因(Pablo Larraín)的前作《向政府說不》(No)樸實無華、《第一夫人:積琪蓮甘迺迪》(Jackie)悶蛋造作,只有演員 Natalie Portman 可一看。
本來入場前不抱期望,愈看下去卻愈發驚喜。

《流亡詩人聶魯達》看似講述諾貝爾文學獎詩人保羅.聶魯達(Pablo Neruda)在 1948 年智利政府打壓共產主義者時的流亡歷程,卻又講了更多更多。電影呈現的聶魯達有着矛盾的性格——深信共產主義(按照記載他是史大林主義忠僕),卻又過着多姿多采的中產生活;聶魯達身型肥壯,辯論時以勢凌人,有時蠻不講理,人群散去時又會露出柔弱的一面;詩人固執卻又多變,有着 pragmatic 的政治信仰,且戰且逃時卻又能保持幽默,對追捕者暗嘲熱諷。偏偏這種性格,卻成就了詩之美。鏡頭下政客 Ricardo Eliécer Neftalí Reyes Basoalto(聶魯達原名)和詩人聶魯達並行,穿插於上流社會與平民大眾之間,令聶魯達明白政權的橫蠻,也瞭解到基層的無奈。他的詩作,平民能背誦、知青會欣賞,是公認的偉大,導演拍聶魯達在平民社區中唸有關「懲罰」的長詩,貧苦大眾往往能搭上兩嘴,其詩作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不過導演的功力卻不止於如何去寫聶魯達複雜個性,而見於他從哪一個敍事角度去寫。電影早段講及詩人落難,政府命人抹黑同時,亦派警探同時追捕。觀眾緊隨警探的旁述,步步進逼,看上去以為是典型警匪片走法,走着走着,竟走進了一個敍事迷宮。當警探描繪聶魯達的詞彙,漸漸超出了他應有的文化語境,慢慢說出詩意來,觀眾便不禁懷疑敍事者的身份和可信性。到底這背景神秘的警探,為何帶着一種近乎痴迷的情感,鍥而不捨追捕「人民公敵」?詩人經常流連紅燈區,而妓寨出身的警探,究竟是在執法,還是在尋父呢?

這背景神秘的警探,鍥而不捨追捕「人民公敵」,究竟是在執法,還是在尋父呢?(《流亡詩人聶魯達》電影劇照)

再往深一層去想,到底我們是從哪一個人的角度出發,去看《流亡詩人聶魯達》?如果是從警探的角度去看,那所有有關聶魯達的段落,是出於導演的客觀敍述,還是導演在寫警探的想像?反過來說,如果是從聶魯達一方說故事,那追捕者確實存在嗎?是否我們一直以為是在雙線發展的故事,從來都只在單線行駛?

這種模糊了敍事角度的說故事手法,法國新小說興起時,玩過無數次,Alain Robbe-Grillet 在《Le Reprise》、《Un Roman Sentimental》等作品試過;意大利文學大師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也曾把玩過這把戲,游刃有餘,按大師的講法,就是要把「說故事的人消去」,同樣出自意國的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改編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短篇小說《叛徒和英雄的主題》(Tema del traidor y del héroe)拍《The Spider's Stratagem》時都試過,想不到賴尼因也拍得心應手。

賴尼因透過《流亡詩人聶魯達》,帶觀眾進入了一個敍事的詭局。然而,他走綱線也走得小心翼翼,結局處理得恰到好處。當大家看得滿腹疑竇,導演也不再故弄玄虛,揭示敍事者的真正身份(為免劇透,細節不贅)。

電影的高潮得數雪地一場,角色的行動與反應,竟跟性格和處境背道而馳,卻把早段建立的謎團一一解答,令我們明白到,聶魯達的詩,為何「偉大」。賴尼因用電影語言,拍出了詩人的詩意。

聽說電影改編自詩人流亡時寫成的《漫歌》詩集,很難想像流亡者在窘迫之境,仍能轉換視點,從他人的角度出發,寫出這「普遍」但又「獨特」的長詩。這到底是一種才華,還是一種對詩的痴迷而引發的強逼症,真的無從稽考。只能說一句——「江山不幸詩家幸」。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