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後80後．來稿】回應黃偉豪和李聲揚：一代人應有一代人的志氣
文：仰子
先此聲明，本人為八十後，正是李聲揚先生所指「大鑊」的一代。
近日黃偉豪和李聲揚先生分別有文章提及有關「70後」、「80後」的困難和現況。然而，所謂「人比人，比死人」，以「70後」比「80後」，「80後」比「90後」，哪麼「10後」、「20後」呢？筆者指的並非2010、2020，而是指1910、1920。他們面對的可是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十年浩劫等等，明天是否活著仍是未知之數，何來談及「四仔主義」？雖然我明白兩篇文篇主旨實為針砭時弊，但本人並不同意以一代比一代的做法。一代人故有一代人的局限，但一代人更應有一代人的志氣！
一個年代，世界的時局也不一樣。自清未民初起，中國人經歷百年苦難，他們面對的危機可是亡國滅種，不就比現在我們擔心樓價更殘酷和迫切嗎？但若用八十、九十年代的「四仔主義」去衡量他們，哪他們不就很失敗嗎？然而，當年的志士仁人的犧牲和功業，可不是生於和平時代的我們可以企及。同樣地，若以六十後的成績、七十後的標準、八十後的尺度，去批評不同年代的人根本不適用，我們亦不用被那些外在的教條框框局限困死。
我們都要腳踏實地、冷靜清醒去面對問題。
當經濟起飛時，人們追求多數是生活條件的改善，而時代和環境亦賦予了他們機會。但當戰爭發生或是時代大轉變時，人們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或很困難才能置業。而我們或許正處於那個時代。在滿足基礎的生活條件後，我們不應再受過去的種種物質教條所局限，不應以「一層樓」來衡量我們一生的成敗，更應反思我們在時代裡、世界上的位置，把握機會奮發向上。
世界正面對氣候變化、恐襲威脅、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轉變；網絡發展和生物科技的變革正由最根本的DNA處改變人類；中國的復興、「一帶一路」國策等正重塑亞洲地緣政治和經濟形勢。我們作為外向型的國際城市，要有世界觀，不能固步自封，需把握世界發展的脈搏。無論投身綠色產業、創科研究、開發投資等，均有我們大展拳腳的機會。
另一方面，香港的歷史使命由過去協助中國經濟上現代化，正進入另一個階段——政治制度及管治的現代化。香港雖為華人社會，但現代化／西化的程度比台灣、新加坡有過之而無不及，有現代化管理經驗、完整的法治體系、自由民主的理念亦甚普及。內地正好利用香港的經驗，實踐和研究一套適合我國國情、文化、歷史的政治制度及管治現代化進程。而過程中的如何磨合，令特區與中央之間在各事務上能運作順暢，並為內地各省市樹立楷模，正是我們這一代人其中一項重要歷史使命。
在個人層面上，以上一代的物質條件標準來衡量現時的生活已過時。當年經濟起飛，工作較為穩定，有著可預期的晉升的機會，能負擔的樓價和租金。但這一切已經過去，現今的經濟環境已經改變，美國的長期低息及量化，令資產價格暴升。若盲目高追，很容易超出負擔及所能承受風險的能力，而且用作自住用途時，亦難以享受升值成果，只會鎖定大半生的債務。與其如此，退而求其次，寧可租住較便宜的地方，並投資於其他地方，亦因為不用負擔債務，能專心致志發展自己的事業。施永青等很多人已指出——年青人應先建立良好的事業基礎才置業。有了好的事業，收入穩定和增長了，才能把握樓市低潮置業，否則高追自然風險高，未有事業談置業，更是本末倒置。
知識型經濟不同於過去大規模生產年代，投入愈多的時間，不代表結果愈好。創意需要空間和休息，平衡健康的生活，誇界別、誇國界的接觸，令思維互相激盪，才能創新變革。在處理政治、經濟，以及個人問題時，我們亦應多用新角度思考，切勿跌入「零和博弈」的思維陷阱，應以多元創新的角度去找出雙贏共榮、可持續的方法。
各位「未上岸」、仍在「為兩餐、捱世界」的香港人（無論是七十、八十、九十後），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已經失效（除了「父幹」)。我們在面對已飽和的市場、挑剔的客戶、「已上岸」的高層時，更要發揮創意，靈活「走位」，腳踏實地、冷靜沉著的面對現實，將逆境變為機遇，莫被過時的框框所迷惑，莫被自怨自艾的心態所拖累。志氣，是決心加上勇氣，為理想奮鬥。我相信一代人有一代的局限，但一代人更應有一代人的志氣！願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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