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學者埋首寫論文　哪有時間對香港有承擔？

最近有不少關於「後極權社會」的討論。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七七憲章》時期的經典著作：〈無權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1978），遂再次被不少人重新提起。

文章被為廣為引用的，包括一個關於「賣菜大叔」的比喻。哈維爾說，賣菜大叔在櫥窗掛出「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標語。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真的關心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嗎？他真的想去團結這些工人嗎？賣菜大叔掛出標語，只因有人叫他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他多年來都這樣做。這種後極權社會中的政治儀式，只是日常生活操控的萬中之一而已。

生產論文的流水線

自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香港大幅擴充大學學位，在梁錦松出任教資會主席之後，引入商界的衡工量值的制度，開始打破過往「大鍋飯」的聘用模式。自此教授們便如差利《摩登時代》中的工人，不斷拼命和流水線的速度競賽。猶記得 1980 年代，正值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黃金時代，學者們無不高調參與議政論政，克盡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但大學改制後便都隱退到校園內，齊齊埋首當其論文生產機器。

正如我早在 2006 年的《香港的鬱悶》一書中指出，1990 年代大批嬰兒潮學者淡出政治，除了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外，亦與大學的學術要求和工作壓力劇增息息相關。不少學者皆曾表示，在新制度下根本沒有空間撰寫時評，又或積極投入政治活動；一些人則明言，要花幾年拿到長工資格（tenure）後，才可以放心參與社會事務。但亦有人擔心由於政治取向問題，最終會影響到他們的飯碗，只好在言論上作出自我審查。

1990 年代正值香港回歸前後，中資出版業已全面覆蓋香港市場，而媒體擁有權亦開始不斷「染紅」。對於意識型態掌控尤其重視的共產黨，假如不在大學層面做些工作，實在是很難說得過去。我們應有充分理由設想：現存香港的大學體制和管理模式，背後難免隱藏着一定的政治取向，並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已有效令知識分子造反的條件，維持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一直等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香港社會政治發展的臨界點，部分學者方才算是回到社運的最前線。

面對賣菜大叔的抉擇

去年 9 月，反港獨浪潮空前高漲之際，十間大學校長曾發表一項極簡短的聲明，字裏行間還充滿着詭異的瞹眛。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撰文（《明報》2017年10月16日）指出，聲明不正好等於賣菜大叔那個標語嗎？在這十位校長中，中大、港大、科大和理大校長已經／即將引退，換來的新領導層，又會帶來怎樣的管理模式？

即將離任的港大校長馬斐森在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指出，工作壓力來自所有人（pressure from everybody），包括經常（all the time）得到中聯辦給予的意見。他指全部大學的領導層均與中聯辦有接觸，中聯辦則對香港教育甚感興趣。此話正好一語道破了大學教育的絕望真相——香港已確認步入了後極權社會，校長也迴避不了賣菜大叔式的政治表態。

然則，數以千計尊貴的大學教授們呢？像鴕鳥般埋首在預設的研究範圍，行禮如儀般生產「堅離地」的學術論文，對香港的未來則全無承擔。不也和賣菜大叔的抉擇異曲同工？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