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當他們說創新，究竟說了甚麼？

新一屆特首選戰如火如荼，上月梁特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發佈，已經激不起社會上的討論氣氛。
但社會發展並不會因為輿論忽略而停止。若果香港人失卻了參與決策的機會，政策出台時便可能與市民生活格格不入，變成「堅離地」的大小白象。例如近年成為了Buzzword 的「創新」(Innovation)，政府、高等教育院校、大企業與創業圈子、社企與非牟利團體，皆以「創新」為大勢所趨。
然而，當我們說創新，我們其實在說什麼？香港關於創新的政策，又是怎樣？

文：鄭依依

不論香港或全球，「創新」進入主者的視野，是這十幾年間的事。資訊科技的發達、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人材、資訊、資源、資金跨國界的高速流動，令新的主意、產品或服務更容易出現。這些新形式的項目趕上創業浪潮，被賦予了新的社會價值，稱之為「創新」。例如2009年在美國成立的Uber， 以流動應用程式連結乘客和閒置汽車的司機，以「共享經濟」為旗號，提供載客車輛租賃及實時共乘的服務，至今全球超過500多個城市採用，2015年收入便達15億美元，被視為成功「創新」例子。

但並非所有創新都如Uber，創業第一年便得到20萬美元投資的種子基金；而評價創新意念也並不一定單靠投入資金的多寡。創新是要在既有的模式中走出新路，起步時往往得另闢蹊徑，甚至披荊斬棘，才能闖出新途。社會要能容納創新、鼓勵創新，其實需要對創新的正確定位與態度。

創新豈只科技，文化更需培育

香港對創新的「官方理解」常與「科技」掛勾，連主導創新的政策局亦是「創新與科技局」，去年已宣佈成立20億元「創新創投基金」，投資香港的科技初創企業，今年則又再預留5億元，「協助各政府𨚪門利用科技改善服務」。科技發展固然能與社會創新服務相輔相乘，然而創新卻不一定必須與科技有關。

創新需要的，是多觀察、動腦筋，就當下的現況與難題，從而提出解決方案。例如香港設計團隊KaCaMa秉持「永續設計」為其設計原則，著重使用環保物料，更重視善用社區資源、促進共享經濟和製造就業機會。他們所設計、推動的項目，以創新的思維調度、運用資源，創造新的產品與體驗。例如他們善用廚餘物料，製作雞蛋蠟燭，與社區組織合作生產，讓復康人士參與，回收雞蛋殼，解決廚餘問題之餘，亦為弱勢群體帶來工作機會。又例如，西營盤區斜路多，街坊難有聚腳點，他們便製作「斜路木凳」讓街坊坐下「吹水」，鼓勵大家善用公共空間。製作木凳的材料全部來自該區，更提供說明書教導街坊自行製作，簡易就像Ikea 的DIY組裝傢俬，而且更加環保。

類似Kacama這類創新項目，並不涉及高科技應用，卻於社會、於環境都有所裨益，亦值得政策或投資資金的扶持，發揮其影響力；或者在民間、在院校，孕育靈活的頭腦、敏銳的眼睛與觸覺，及迅速的行動力，醞釀有利創新意念落實的社會文化，使創新思維能為社會問題帶來可行的解決方案。

目標為體，創新為用

可惜香港政策發展面對局限，就是不同政策局各自為政。「創科局」將創新與科技綑綁，當「社創基金」演譯「社會創新」，創新的重點便「着重以創新方法達致扶貧和防貧」，而資助項目即要求「務求審慎運用公帑」、「 不會與其他現有的公帑資助計劃重疊」；在別的政策局，則完全找不到創新的位置。政府甚少以整全角度整理社會議題，彷彿勞工、環保、教育等議題都是獨立存在，彼此互不相干。反而民間更能以靈活的方法通盤處理相關的議題，例如社企「食德好」，拯救商戶賣剩的食物、轉贈有需要的市民，憑有限卻靈活的民間力量，重新調度資源，盡力處理社會問題，亦是突破現實框架限制的創新之舉。

其實，創新本應是策略、是手段，是思維的改變，用以達致改變社會的目標。而激發創新的念頭、甚至付諸實行，正正需要跨越自己固有的領域，開放自己，交流想法與技能。歐美社會自1960年代起，加州大學的Henry Chesbrough教授便倡導「開放創意」(Open Innovation)，如今一些大企業亦透過與外界交流來發展業務或處理挑戰，例如LG便公開徵求顧客對未來的手機功能的要求，丹麥積木品牌Lego 在發展新產品時，更加著重其愛好者的參與。集腋成裘，相信群眾智慧的創新力量能為社會帶來改變，也是近年Crowdsourcing (群眾外包)大行其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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