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警人士世界觀：停留在法治意識不完整的80年代警匪片
香港進入80年代，本土普及文化的盛世，警察以非常正面的形象出現在電視及電影螢幕上，有劉德華的《獵鷹》、梁朝偉的《新紮師兄》、李修賢的《公僕》、成龍的《警察故事》等……在那些電視電影中，正義的警察是會向犯人使用武力和濫用私刑的。
七警風波，愈鬧愈大。很多人大惑不解，警察毆打已被拘捕而毫無反抗能力的人士，濫用私刑，鐵證如山，依法律程序被判有罪，按例判刑，為什麼還可以說不公義，為什麼覺得壓力大情緒失控可以是辯護理由。港姐麥明詩找出案例對比，撑警人士倒清醒得很，指出那案例跟七警案不盡相同，但撑警人士同時不停把七警跟曾健超的判刑對比，完全無視兩宗案件更不一樣。何況，法庭有沒有輕判曾健超是一回事，跟有沒有錯判七警無關。
警務人員組織發起集會，萬人參與，輿論立即反應，說彷彿時光倒流40年，回到警廉衝突的年代。
【相關文章：庫斯克：近在眼前的1974年——似曾相識的警察集會】
也許，回首過去，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線索，理解眼前發生的事情。
1966年，香港有「九龍騷亂」，之後是67暴動，港英政府隨後更改管治模式，開始較積極地介入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加強官民溝通，香港電台由官台向公共廣播轉型，亦始於這時期。談警察，公共關係科在1967年成立，1973年設立好市民獎。同年，《警訊》啟播。1974年，成立少年警訊。當然，警民關係要得到真正改善，還須警隊貪污問題隨着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及1977 年警廉衝突後港督頒下特赦令而得到解決。
然後，香港進入80年代，本土普及文化的盛世，警察以非常正面的形象出現在電視及電影螢幕上，有劉德華的《獵鷹》、梁朝偉的《新紮師兄》、李修賢的《公僕》、成龍的《警察故事》等。但也正是在這批文本裏，我們可以看到，警察形象和香港社會法治意識的「現代化」，並不完整。
在那些電視電影中，正義的警察是會向犯人使用武力和濫用私刑的。《警察故事》的結局裏，成龍在商場追捕犯人，不只向壞蛋商人使用武力，在拘捕了犯人後，專門挪用法律替壞蛋商人服務的壞蛋律師也趕到現場，成龍最後忍不住，連律師都打。當然，警察不用坐牢，可以在《警察故事續集》繼續做主角。
《警察故事續集》開首，成龍在警署被上司訓話，不要以為自己很英雄。電影訴說着強調程序規矩的法治觀念和強調正邪不兩立的道德倫理之間的張力，電影未至於一面倒合理化警察打人，但始終傾向同情堅持正義的主角。在這種普及文化構想出來的世界中，黑白分明，壞人該死，法律迂腐，當正邪之間的道德對立凌駕程序公義時，正義化身動武，或是逼不得已，或是情有可原，無須苛責。
不是成龍式英雄主義電影才有這種描寫。大台這刻正在重播的《新紮師兄1988》也有。警察組織集會同一天深夜重播的一集，杰佬不止打人，他開槍射死了殺害他太太的罪犯，那不是危急下開槍，完全是立心報仇。
就算是喜劇，周星馳三集《逃學威龍》，都有警察執行私刑的片段。第一集裏，反黑組警察以為周星馳只是學校裏的小混混，捉了他入厠所毆打，已經知道周星馳的卧底身份的老師張敏救人，責罵打人的警察，為什麼自己人也要打。對，不是怪責警察打人，只是怪責警察打錯好人。
30年後，這些電影電視劇裏的世界觀，仍然存在於很多市民的心中。撑警人士的基本邏輯，其實也不是那麼難理解：首先是因基於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覺得佔中的都是壞人，主動挑釁者更是先撩者賤，警方儆惡懲奸，並無不妥。就是那麼簡單直接。所以，在芸芸撑警言論中，我對熊黛林的話特別印象深刻，她在微博說：「只有壞人打員警，員警不能打壞人？！什麼世道？」她大概會認為，現實世界最好像《葉問》的世界一樣，就是有壞人打好人，而最重要是最後有更打得的好人打贏壞人。
香港人懂不懂什麼叫法治？如果有人做個量化的調查研究，也許可以看到一些百比分。在量化分析以外，文化研究大師Raymond Williams曾提出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殘餘文化（residual culture），和新興文化（emergent culture）的概念。任何社會文化，都是內部多元而充滿矛盾的。有些觀念和論述佔主導地位，但舊有觀念和論述不會完全消失，它們會成為殘餘文化，可以一直存在，繼續影響人的行為和思想。看看美國，民權運動歷史悠久，黑人總統都試過選出來了，但種族主義作為殘餘文化並沒有完全消失，Donald Trump上場，種族主義者又壯了膽，在街頭指罵小數族裔。
有250年民主體制的美國嘗且如此，何況香港。在過去個多星期，我看見的，也就是某種本來只是殘餘文化的東西，突然爆發。在這個過程中，我不覺得撑警市民特別可惡，他們就是政治理念傾向建制，然後擁有一種在我眼中落後而錯誤的世界觀。可惡的是一些建制精英，部份甚至來自法律界。漠視法治觀念，還搬弄什麼七警成為七俠這些說法。本來只屬殘餘文化的東西，會否重新成為主導文化，令人憂慮。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