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比海還深的啟蒙燭光——劉曉波
文：三郎@又一文化
一切的劇情，竟是那麼的熟悉。知識份子為着人民在鐵屋中吶喊，最後因言入罪。在囚牢中，需接受勞動或思想改造，卻又因錚錚傲骨絕不低頭。然後，就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裡，未及看見理想之實現而不得善終。劉曉波在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因肝癌晚期而病逝，對於病情，官方公佈甚晚，治療亦晚；而人之將死，政府卻不准許其海外就醫，更遑論還劉曉波以臨終前本就應得的代表着人類尊嚴的自由。
但荒謬並不至此。劉曉波的至親妻子劉霞，並沒有得到處理死者遺體與骨灰的最終決定權，反而，向來埋怨及反對劉曉波生前所作所為的兄長劉曉光，卻在此時宣佈將會安排劉曉波海葬，原因是：海葬符合當地風俗，而土葬佔用國家資源。解釋的時候，更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補充道，黨並無強迫親人作此決定。劉曉波去世後，我們所認為的理所當然的正常倫理關係，被顛覆了，親疏的界線變得模糊，模糊得滑䅲可以。因為在喪禮中，告別遺體的參與者，竟不是摯友，而是政府派來的木無表情的國保人員；少數的有幸不受政府軟禁的好友，也只能在頭七之日，偷偷摸摸彷彿做着壞事般前往北京一酒店，在劉曉波那放滿鮮花的照片前燃燭、鞠躬，並向劉曉波的亡魂吐出那匆忙而又短暫的心聲。至於父母雙亡、患上抑鬱症的劉霞，在痛失曉波且心力交瘁的情況下，得到的待遇，竟是「被旅遊」雲南。她甚至曾說過，在中國，作為劉曉波的妻子，是一種罪。荒誕劇在這個國度不斷地上演，彷彿荒誕的出現，就是最不荒誕、最為尋常的，就如梁文道所說，在這裡，我們所知道的常識被顛覆了。
而劉曉波的離去，則再次提醒了我們這個國家之統治的非正當性。這是周保松老師在《政治的道德》一書所提及的基本概念了：一個政權執政的正當性，源於道德規範。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是建基於蠻橫無理的暴力與謊言的，那麼，這個政權將陷入不被認可的危機。《紐約時報》的駐京記者赫海威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劉曉波之死熄滅了中國民主改革的希望〉，指出部分維權人士的無力感已達頂點，因為那至為崇高的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民運領袖離開我們了。一次又一次的無理打壓與荒誕情節，讓人們漸漸失去對於政治的熱情，就像哈維爾所形容般：「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然而，劉曉波的影響是屬於恆久的精神層面的，他的好友江棋生便在北京的追思會中，道明一己矢志，誓要在有生之年盡其所能推動並實現中國的憲政民主，更希望透過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同道中人爭一口氣。哲人雖歿，然其道未萎，撒在海上的骨灰，其實就是灌溉在民主土壤的滴滴鮮血，假若從此一蹶不振，對政府再沒有任何道德要求，不再較真，則獨裁的政權只會更加張揚、越發腐敗。
官方曾釋出劉曉波過往七年在獄中的生活片段，但野蠻控制以後的假作仁慈，其實掩飾不了處心積慮的間接謀殺。劉曉波所遭遇的種種綑綁，其實更教我們知道自由之重要，而封閉的鐵屋必須重光。
當我們以為自由是說出來的普世價值訴求，劉曉波卻告訴我們，自由是實踐以後的良果。誓死捍衛他人發聲權利的伏爾泰，抱持著追求自由的終生信念，不斷為被迫害者鳴冤，他四出奔走、辯護執言，只因看不過眼底層弱勢被剝削人權；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長後僅僅兩年，眼見學校受到國務院的掣肘，令學術自由不得伸張，遂憤然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宣言》，因為思想並蓄、兼容並包，乃興辦大學的必要前提。自由非坐而論道，自由乃力行實踐，那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制度所不能扼殺的如空氣般必要的存在。正因如此，劉曉波才會在八九之際，放棄海外的安舒，提前回國，投身民運。
六四當晚，他是最後一批和學生撤出廣場的知識份子，在前線的所見所聞比他人為多，甚至見證著槍聲底下，熱血慘變為喋血。那些親睹的回憶，在劉曉波腦海留下極深的烙印，就像烏爾里希的審判中，令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所震驚的旁聽親屬們響徹雲霄的號哭聲。六四以後，瀰漫著教人恐懼、悵惘、失落的政治氣氛，這使人退縮，並麻木如石頭，但對於劉曉波而言，那卻是一次必須面對的人生升華，是教他激發出無所畏懼的超拔人格的轉折點，因為「致命的恐懼，往往使人無所畏懼」。正當大部分的民運領袖急於尋求海外庇護，他卻拒絕了那些避難的勸說，誓要留在中國，並因激進的言論，數度入獄。捷克作家哈維爾說過，「沉默的大多數」往往是權力蠻橫無阻的根源所在，所以劉曉波才會以身作則，如牛虻般批判政府，因為，他曾語重心長的表明：若自由只是言說，絕非力量。
這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不打「擦邊球」的直斥其非，是教許多內地的知識份子汗顏的。那勇者無畏如地藏菩薩般的犧牲，並非每個人也能夠做到。他沒有站在道德高地對他人作出苛刻的要求，但他卻提醒我們應有的那最起碼的道德底線：我們決不能對身邊的罪惡視若無睹，更不能為了利益而指鹿為馬，因為真相永遠是判斷的必要前提。雖然說崇拜領袖的時代已成過去，但崇拜物質卻成了當下的風尚，我們不應為了錢財而埋葬是非黑白，掩著良心說謊，若是為虎作倀、長跪不起，我們只不過是一顆顆「獨裁機器的螺絲釘」。當我們為物所役的時候，其實亦正處於莊子所說的「有待」狀態，那是思想不能自由的表現。反之，劉曉波歸國後，終其下半生，幾乎也是在缺乏人身自由的情況下，盡全力為他人爭取自由。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說過：「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民國時期的史學家陳寅恪也有類似的話語，謂「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那些自由主義者甘願犧牲性命來捍衛自由，是因為自由乃成全自我及建構理想社會的必要基石。劉曉波曾在〈幸有自由土地〉提及香港所擁有的各種自由的重要性，因為在資訊、新聞受到封鎖與過濾的情況下，大陸人對香港的遙距印象，只有電視廣告中所呈現的吃喝玩樂與明星八卦。唯有親身來到香港，內地人方會知道法輪功以及六四晚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並偶爾在書店買回去一兩本道出中共真相的禁書。不需經過政治審查的文化自由萬分重要，因為人的思想向來是多元而且豐富的，只容許一種聲音，人的個性便無從發展；只允許一種顏色，就不是人間實相。
因此，劉曉波是拒絕所謂「奏摺自由」的。國家說了算並非自由，而是政治上的倒退。缺乏民間自由，打壓反對派，使維權人士被封殺、辭退、監控、入獄，甚至受到迫害，縱使積極地提倡市場化之自由發展，仍只是半吊子而缺乏生機的自由主義而已，本質上是死氣沉沉、自我封閉的。一個理想的國度，應該以人作為目的，教人生而自由，在社會中獨立而又平等地生活著。唯有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才能自主的思考並作出抉擇，做最大程度的自己，並對自我的決定，負上全責。否則，在家長式的獨裁統治下，做著不願之事，人們便會有各種理由逃避良心之責備，以及罪孽的承擔。生命是屬於每一位獨立個體的，人民有權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信仰與思想價值。而「上智下愚的精英主義」與「父母官」的概念同出一轍，應予打破；「智愚、精英、父母」這些字眼皆為主觀且標準不明晰的著色詞，應受質疑。自由是久經歷史長河所證明的金石，亦是人之漸能走向神的鑰匙與契機；沒有自由的人，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還不如禽獸，教人生不如死。
劉曉波曾寫過一篇紀念康德的文章，文章裡頭，曾談到「啟蒙」一詞之詞源。他說，啟蒙的意義，在於迷信與偏見的破除，使理性得到充分的發揮，所以啟蒙一詞在英語的構成上，有「點亮」之意。康德一直相信理性乃人皆有之的天賦，理性的蠟燭未燃，其實只是源於自我束縛，是光源之一時受到塵掩。劉曉波的逝世，所引發的除了是關於憲政民主的種種思考，更教我們撥開了面前遮住陽光、試圖掩蓋視野與真相的政權手掌，那是一次拒絕沉淪與屈從的政治啟蒙。自古以來，多少先哲為了國家的前途，苦苦思索政治的道德，他們非為名、非為利，只為了生於斯、長於斯的同根。《零八憲章》是劉曉波多年以來擺脫有待的獨立思考結晶，亦是他對自由等價值的非暴力實踐，他確實比我們看得更遠更深更真。
而往日的劉曉波，不僅批評政府，更勇於鞭撻社會。他說過，遺忘歷史的民族絕不會有前途，所以他一直堅持平反六四。因為，在很多國人心中，長安街的血跡，是越來越淡了；殉難者的亡靈，亦越來越模糊了。有些人會選擇遺忘，葬送良知，只關注柴米油鹽、風花雪月；可是，仍然會有那麼一撥同心知音，是拒絕遺忘的：民間的記憶未曾斷過。只有怯懦的政權，才會懼怕民間之聚眾紀念。劉曉波的遺體在火化後葬之於海。然而，他的一生，其實是每個人心中那比海還深且永不熄滅的啟蒙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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