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香港相反的芬蘭創科方向

香港投資生態注重短利，真的能接受高投入低回報的創新經濟嗎？一旦發現短時間的回報尚不及炒樓股票收益，怕稍作投資便鳴金收兵吧。

對於今年施政報告著墨甚多的創新經濟，相信叫不少人摸不著頭腦，何謂「創新」？「創新同經濟又有何干」？

不論施政報告或政府政策，至今都對「創新」定位模糊，一時叫香港做創新創意之都，投入數碼化，一時又叫社會創新，培育社企，那創新豈不是成了一個「萬能key」，我賣串魚蛋加上蕃茄醬，不也就是「創新」？

跟施政報告提出一頭霧水的創新經濟相比，芬蘭政府的創新政策是很明確的。芬蘭人口540萬，比香港還少，卻被譽為歐洲創新先驅、全球的高科技創新樞紐1，其創新政策應記一功。數大方向，有三：

需求主導創新 (Demand Based Innovation)

政府透過推出不少優惠政策，鼓勵私營界別參與及投資研發，發展出由私營企業界別主導、大學及學術機構配合研發的模式，由於由商界主導，著眼創新需求，有助確保資源用得其所。

香港卻反其道而行，行supply based innovation，由大學先做研發，待有成果了，再尋找商業應用。結果納稅人的錢是花了，但帶來的，只是一大堆被生產力促進局束之高閣的科研產權的IP和Patent，乏人問津。特首早前批評大學一直只專注學術而非應用型的研究，本來不無道理，奇怪是施政報告既倡議發展創科，卻未推出任何主張，改革官僚的創新評核制度。

著重研發投資的生態

科研發展，除了需要長期投入人力和金錢外，還需成熟的研發投資生態：願意長期投資的投資者、專業研究的人才、願配合試用的公私營機構，三者缺一不可。再看芬蘭，也是經過多年長期的研發投資，才領悟出以研發配合傳統的電訊業，從而培養出多個具優勢的創新商業群。數電子遊戲業界，有「憤怒鳥」 的 Rovio及「部落衝突」的Supercell；數再生能源、污水處理、廢物管理和減少排放等環保科技，有Wirepas等；數生物科技（例如生物醫藥及基因技術），有Hermo Pharma。

不少智庫組織力讚施政報告夠前瞻，主打創新經濟有利發展香港高增值行業。但香港投資生態注重短利，真的能接受高投入低回報的創新經濟嗎？一旦發現短時間的回報尚不及炒樓股票收益，怕稍作投資便鳴金收兵吧。更糟的是，現時在香港審核創新項目的人，大多並無創新和創業經驗，以致不少創投批核只如藥石亂投。如此投資生態，創科不亡才怪！

國家創新體系

早於1992年，芬蘭便以國家創新體系概念，棄舊開新，舉全國之力投入創新，以宏觀的方針制訂創新科技政策，並同時涵蓋教育與科學、私營企業的創新活動和科技創新的商業化應用。芬蘭的研究和創新理事會由總理擔任主席，以統籌負責創新教育及培訓的教育與文化部，和負責工業及科技政策的就業與經濟部，一同推動創科發展。二十年後，2012年，芬蘭政府用於研發的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 3.6%；同年，香港相關數字只佔GDP約0.7%。相比之下，香港創科局的統籌和協調能力，令人擔憂。政府部門以往多情願光顧跨國外商，也不支持本土企業；若本土研發繼續不得本地政府支持，何談衝出香港，走向世界？

結語

芬蘭以創新經濟聞名，靠的不光是政府口號，而是更注重建立創新生態，及接受新事物的氛圍。施政報告的創新經濟似實則虛，除老調重彈的科研及本身ITF都有的配對基金，毫無實質重點可言。做創新，最重要的是有試用Trial 的環境，接受失敗的文化，其次才是投資生態。時而今日，香港尚未出現一家獨角獸企業Unicorn（超過1 billion USD 的startup），局長卻只呼籲香港創新企業要守規守法，連經營Uber，都得東奔西躲。政策過時守舊至此，卻叫人發展創新，豈不奇怪？唯有寄望創科局在新的施政藍圖能有所作為，假以時日，能追得上如芬蘭般成熟的創新政策，那才是香港未來之福。

【編按：安尼斯，在北歐度過3年美好時光，現在於香港搞startup。】

【註1】

芬蘭曾經是一個依賴林業資源的經濟小國， 直至1980年代經濟放緩，傳統伐木、造紙工業沒落，芬蘭才轉型為創新導向的經濟體。 自此，芬蘭以創新享譽世界，Nokia手機一度占了全球市場份額的32.1％。芬蘭出產的手機遊戲「憤怒鳥」及「部落衝突」（ Clans of Clash）席捲全球。在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 2014年網絡發展指數中，芬蘭排名第一。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