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加泰獨立演成鬧劇　香港政治人物須反思

「立國」鬧劇和「公投自決」的幻象被捅破，固然發人深省，而普伊格蒙特作為受人民託付的政治領袖， 不單全盤敗北，更自我炮製了缺乏政治承擔的負面形象。這既是700多萬加泰人民的悲劇，也是700多萬香港人的反面教材。加泰議會在9月初啟動獨立公投程序以來，普伊格蒙特曾給了加泰人民一個獨立夢，不過運動失敗收場的時候，他竟然外逃以求明哲保身。雖然他否認有意尋求政治庇護，但卻找擅長打庇護官司的律師貝卡特（Paul Bekaert）幫忙抵擋馬德里的追責行動，直至昨日才向比利時警方「自首」。各種事態表明，他非但不是一名具備歷史眼光的精神領袖，比起留守國內的一眾閣員，政治情操更相形見絀。

對香港人來說，加泰獨立公投的事態發展，看似只是一齣異國政治的連續劇。 然而，普伊格蒙特不應只是讓人「吃花生」的角色。他的離開，暴露了他的「算計」和「貪生怕死」；「政治家」與「政客」的分野在他身上表露無遺。回顧香港，不期然也讓我們想起過去幾年的一些「政治領袖」，當歷史的聚光燈照射到他們身上時，結果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例如2014年發起佔領運動的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他提出了以「和平佔中」，作為香港爭取「真普選」、與北京討價還價的手段。雖然，計劃原以從容就義的精神出發，但現實上卻不斷被激進派所騎劫。在民間投票選出普選方案的程序之中，溫和中間方案都被擠走。而黃之鋒等學生領袖提前發動佔領，更令戴耀廷等發起者只能步履蹣跚地跟隨在後。其後港府改變策略，任由佔領人士日復日地停留在各個「佔領區」，整個運動更變得失去方向。一方面各派系間內訌不斷，「拆大台」成風；另一方面，在曠日持久的情況下，支持運動的民氣嚴重耗損，反對運動的民情愈來愈高漲；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終於在未取得任何實質成果之下結束。香港政制發展仍然原地踏步、「黃藍角力」所引致的社會撕裂，至今仍未解決；不少市民更因而對社會運動失望氣餒。很顯然，在現實的考驗下，戴耀廷等人都沒能擔當好這次佔領運動的領導角色。

返回從政初衷 以大眾福祉為依歸

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姑勿論他的能力如何，最重要的仍是其從政目的。無論是從街頭或議會上獲得的權力，必然是以社會人民大眾的福祉為依歸。當然，這並不是說從政者只能談民生，但民生的進退，卻的確是從政者的主要成績單。可惜，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少挾着民意代表的議員，只把立法會當成是自我表演的舞台。

去年，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獲選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後，卻在宣誓過程中「加料」，結果遭到中央透過釋法撤銷議員資格。他們在作出這些舉動時，有否想過港府當時已透過「確認書」取消不少獨派人士的參選資格，顯示港府以至北京早有「排獨」決心，他們若再刻意衝擊北京對統獨問題的紅線，必定會遭到中央——亦即他們口中的「獨裁政府」以強硬手段回應。作為代議士，立法會議員擁有很多街頭抗爭者沒有的權利和資源，但同時間他們應該知道自己的「角色轉移」，對選民有着更大的責任和義務。身為立法會議員，他們的一言一行皆受廣大市民關注，也對社會整體造成影響。支持梁、游的五萬多名選民，想來也不會希望他們逞一時之快，結果連宣誓一關也過不了。這樣的政治智慧水平，試問怎能作為委以重任的政治領袖？

近日香港其中一個受矚目的政治事件，是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高鐵「一地兩檢」議案，觸發新一波「拉布戰」。拉布近年成為泛民主派在議會內抗爭的重要手段，市民已司空見慣。今次之所以再惹爭議，是由於應屆立法會「票王」朱凱廸接連兩周引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塵封條款，阻止「一地兩檢」議案闖關，上周四更兵行險着，令非議之聲四起。

立法會《議事規則》合共有93項條款，朱凱廸這次援引的第88條（1）列於「N部其他事宜」，列明議員可隨時無經預告而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開議事廳，立法會主席須先處理有關動議，擱置其他議題。這個條款敏感之處，是把立法會變為閉門議事，違背透明原則。朱凱廸此舉引起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記協齊聲批評，前者斥責它嚴重損害新聞自由，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後者指出議員與政府的爭議不應影響傳媒採訪權。

在一眾新晉議員中，朱凱廸以勤力認真、據理力爭見稱，拋出第88條（1）這個「撒手鐧」時，他其實自知理虧，明言提出議案使自己「被釘在限制言論自由的羞辱柱之上」，但必須頂住壓力捍衛立法會的尊嚴。議員寧被釘在羞辱柱上，也要不擇手段地堅持抗爭，突顯香港當前政治鬥爭惡質化到何等程度。

走出鬥爭和民粹的永劫回歸

泛民主派代表社會上過半數的主流民意，亦背負着香港普羅大眾對改善生活的追求，若作為負責任的從政者，就要有魄力領導香港，走出鬥爭和民粹的永劫回歸。泛民應該好好思考，除了拉布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能以實績報答市民的託付，還是如普伊格蒙特般短視，將整個社會也拖下水？若真的如此，他們相對於「以鬥爭為綱」的梁振英，也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過去五年，梁振英不斷以敵我思維處理矛盾，釀成香港社會前所未有的撕裂；新政府上台以後，修補社會撕裂也就成為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期望。除了泛民要汲取箇中教訓，建制派與政府亦應該深刻反思，即使在拉布戰中獲得一時勝利，成功修改議事規則，但建制和泛民之間、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鴻溝一日不拉近，導致議會生態扭曲的根本矛盾就不可能解決，這只會迫使泛民尋找其他方式癱瘓議會。尤其建制派與政府的剛愎自用，將會激起更多市民趨向以更極端的手段表達政治訴求，令香港陷入更嚴重的撕裂與對立之中。

從政者若要在民眾中建立信心，必先律己以嚴。正如那些不停把愛國掛在嘴邊，動輒指摘別人「不愛國」，而自己卻不肯放棄外國護照的建制派議員，試問又怎能獲得人們的尊重？所謂「路遙知馬力」，始終不能逃避歷史的法眼。

要香港的政治生態鳳凰涅槃，首先必須摒棄政客心態和民粹思維。談政治就要有談政治的氣魄和視野，「政客想着下一場選舉，政治家想的是下個世代。」19世紀美國作家兼神學家James Freeman Clarke這句名言，道出了從政者應有的承擔。香港政治制度的缺陷局限了從政者施展才能的空間，從政者也就只能不斷動員市民，營造「民意」支持；但是若然從政者只顧與對手累鬥累，繼而將整個社會拖下水，市民的長遠利益必然受損。只要看看普伊格蒙特在加泰公投中的窘態，無論泛民、建制派和政府，都應該有更全面的大局觀，把香港人的福祉作為思考問題的核心，莫執迷於政治角力之中，忘卻作為政治人物應有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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