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創造上流階梯才能真正扶貧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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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亦有聲音堅決支持政府不派錢,但這並不是因為大家認為社會已經均富、毋須錦上添花,而是市民深明這種糖衣毒藥只會麻痹社會痛感,甚至合理化不公義的財富分配政策。須知社會資源分配應恪守公義原則,不應淪為輿論或政治手段。無差別的派錢絕不可取,以派錢作為財政管理手段更深違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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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柢,派錢的不公義,在於貧富所得均一,而且解決不了草根階層面對的結構性生活困局。若然這種平均派錢發生在一次分配,各階層都能賺取公平合理酬勞,這對窮苦大眾而言當然是喜訊。然而,富者在一次分配時獲得遠多於基層的收入,在二次分配時因為官員懶政再次獲得與基層同樣的津貼,社會公義不張,政府的存在就毫無意義。事實上,派錢既非良策,亦吃力不討好。富者不會因多得數千元而感欣慰,真正需要財政輔助的基層,卻得不到持久並帶來實質改變的援助,久久渴望的制度改變,如住屋權利、醫療改革及退休制度改革,更會在派錢後因為官員狡辯「資源不足」而無法落實。因此,所謂「雨露均霑」實為「一夕歡愉」。事實上,派錢過後,責罵政府對社會不公、無所作為的聲音仍將紛至沓來。政府應該做的,是集中資源「精準滴灌」,而非「大水漫淹」。

倘若政府不派錢,必須清晰交代「留財何用」,並謀劃長遠的公平收入模式,使市民不再因憤怨政府的傭懶怠政而要求無差別派錢。《香港01》曾對林鄭參選特首寄以期許,相信她的果斷善謀,會徹底與「前朝」守財奴思想割裂,既不作懶政式的「派錢了事」,更不會作怠政式的「留財不用」。若然政府在不派錢後,仍然是庸碌無為,屆時必然因失道寡助而遭群起攻訐。

向「橄欖型收入模式」轉型

事實已經證明,無論是派錢還是退稅,都無法推進公平收入模式。究其原因,這種近乎還公財於富者的舉措,實無助縮減貧富差距、紓緩中產和草根階層對制度不公的怨憤,更不符二次分配原則,對提升經濟競爭力毫無助益。眾所周知,香港貧富差距懸殊,基層生活苦不堪言,中產淪為夾心階層,財閥巨賈恣意揮金如土。政府的責任是藉助稅務或財政政策實施改革,創造向上流動的社會階梯,把極具欺騙性的「漏斗型收入模式」轉型為中產主導的「橄欖型收入模式」。

推進橄欖型收入模式的根本目的,是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促進整體社會邁向共富共享。(資料圖片)

推進橄欖型收入模式的根本目的,是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從而減少甚至消滅赤貧,令中產階層成為社會公義進步的生力軍、經濟結構轉型的主動力,促進整體社會邁向共富共享。為達致此目標,在制度上有兩項方略。一是在一次分配時確保市場的「公平合理按勞獲酬」制度有效運作,保障勞工免受制度剝削。二是在二次分配時,積極發揮政府⻆色,建立財富轉移結構,提高基層收入、鞏固中產生活品質、鼓勵創業致富,適度調節巨富階層的收益。相對於二次分配,在一次分配中保障弱勢群體公平合理按勞獲酬及為具發展潛力的青年提供工作機會最為有效。就此,政府急須推動的政策有二。其一,用更具創意及嶄新思維全面檢討最低工資制度,按部就班將最低工資調整至公平水平,而非現時毫不符合社會現實的34.5元。近月接連的工潮與工業意外,正正揭示基層勞工備受剝削及業界醜態。只有務實漸進地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針對各行業推行精準的政策扶助,用提高基層工資倒逼經濟結構轉變,繼而提升整體勞工收入,才能真正扶基層振中產,縮窄貧富階層的收入差距。藉助稅務及財政安排,鼓勵商界積極參與相關措施,實為政府責任。

其二,全面落實產業政策,專注於提供更多具發展潛力及待遇優厚的創業與工作機會,還市民「好工」。現時基層市民、特別是貧困青少年對未來失去希望,歸根結柢,港府在過去數十年間把所有雞蛋都放在金融服務業的籃子裏。將「中環價值」奉為圭臬的「幸運兒」在社會扶遙直上,惟不少有才幹的青年卻難以找到適合工種盡展所長。《香港01》曾主張,藉助改革並制定精準的產業結構及教育制度,增加醫生、機師、科技人員及專上教師等不同領域的高薪專業職位,為青少年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正是直接扶傾濟弱的手段。

為青少年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正是直接扶傾濟弱的手段。(資料圖片)

「兜底」措施無助基層脫貧

至於二次分配,必須以調低中下階層生活成本、扶志扶智為本,確切做到增強貧弱者自我致富的能力與動力。過往香港社會的資源調配措施長期聚焦於保障基層收入的「兜底」政策,認為這是立竿見影的方法。「兜底」措施對基層而言,無疑是「及時雨」,額外發放綜援金等「一次性」紓困措施,確實短期改善基層生活。惟港府官員一直認為現行社會保障制度足以扶助貧苦大眾,而未作長遠規劃和結構性改革,正是怠惰於「兜底」措施的懶政表現。事實上,真正的扶貧或滅貧並非純粹為草根保命續命,更關鍵是協助基層上流,鼓勵其根本擺脫貧困。這種「以攻代守」的政策,才是消滅包括「N無人士」在內弱勢群體的最佳方法。

降低生活成本的根本目的,在於讓人民無後顧之憂。香港衣食住行無不昂貴,按最新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單是此四項開支的中位數已逾14,000元。如此沉重的生活支出,對於過百萬基層而言,根本是難以承受的重擔。《香港01》曾倡議回購港鐵及推行「兩蚊搭港鐵」,可望大幅減低基層的通勤開支。政府更須全面檢討公共房屋的定位,清晰確立住屋是權利而非福利的基本原則,調低申請公屋的門檻,讓港人免受劏房蝸居之苦。只有確立此原則,政府才能在政策上勵行收地、拓地,再在財政上配合,積極興建大量優質公屋。此外,港府應全面革新醫療系統,令公共、私營、社區醫療各司其職,為市民提供價格合理而質素穩定的醫療服務,包括重病保險。政府從各方面多管齊下,自可讓市民安心奮進。

「扶智」以扶助貧弱致富,早屬老生常談。香港教育制度成本高而成效低,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不論學制、課程設計及教師薪酬等制度臃腫、漏洞百出,亦落後於時代發展,師資優化更是乏善足陳。雖然教育開支的實際金額逾800億元,但在比例上佔支出不足20%,未能協助低下階層上流。基層家庭入讀大學比率只有22%,遠低於富有家庭子弟的54%,申領助學貸款的學子,畢業後更一身學債。此外,政府有意識推動傳統名校轉直資,導致學校階層化。學校校政管理與學生身心成長問題,近年亦屢引醜聞。如何利用教育助基層脫貧致富,乃至以此為經濟增長新引擎,是林鄭必須填補的後續答卷。基層市民若「前進有裝備、後退有保障」,自然更有信心向上奮進、勇敢創業,「扶貧」、「扶智」的同時,自然也起着「扶志」效果。凡此種種,處處耗財,公共財政資源豈能以派錢為藉口恣意揮霍。

《香港01》曾倡議回購港鐵及推行「兩蚊搭港鐵」,可望大幅減低基層的通勤開支。(資料圖片)

相反,政府可在稅制改革上更為積極,例如在調整稅率階梯減輕中產負擔的同時,亦可針對富有階層調整標準稅率,增加財政收入,擴大應付經常性開支的能力。現時年入息近180萬元的富有個人或近300萬元的夫婦,只須繳納相對較低的15%標準稅率。但年入息遠多於此的富豪,所繳稅率則未見調整。在美國,巴菲特與比爾蓋茨等超級富豪均提倡開徵富人稅,香港的李嘉誠先生也曾提出增加利得稅,促使享盡發展紅利的天之驕子和企業負擔更多社會責任。這些超級富豪並非慷他人之慨,而是認為這是社會精英應有的認識和良知,更何況對此等稅率稍作調整,仍不會削弱香港的稅務優勢。

上述財政管理手段,可歸納為「公義主導」、「體現包容」和「務實漸進」三項原則。公義主導是要令社會共享發展紅利,並且避免在二次分配時作出懶慵怠政措施,積極改善政府財政在二次分配的作用。體現包容是要在社會整體發展向上時,不忘回望落後的一群,對基層加以扶掖,乃至助其致富。務實漸進是要政府準確判斷社會需要,不冒進不亂取,切實制定可行及精準應對的政策。但說到底,政府要做到上述種種,關鍵在於須正視自身角色與責任,真正做到莫當守財奴,進取為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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