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胡鬧背後 粉嶺高球場還說明了香港多少頑疾?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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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粉嶺高球場的歪議近來一直不息。其中,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說找到一張港督戴麟趾和李光耀的合照,並「創作力量和幻想會嚇你一跳」地指出,這張「世紀照片」說明兩人很可能在球場上討論了影響深遠的政策。你聽過更匪夷所思的說話?啊,忘記了,我們生活的城市叫香港。像劉智鵬般為口奔馳的「醒目仔」、「世界仔」比目皆是,論述當然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搵食啫,犯法啊」之下,也確實很難怪責他們;相對之下,社會更應警惕及深入認識的,是在背後操控這些扯線木偶的「老貴族」。

報章引述消息指,政府傾向不收回粉嶺高球場。(資料圖片)

鄧小平說過句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可憐至極,我們的社會精英不但因為受制度桎梏而「無法充分做好事」,部分壞人更是為維護壞制度而時刻自甘「走向反面」。這種壞制度對有權有勢的人而言,「行之有效」,但對普羅大眾則是結構性崩壞與失效。欠缺果斷而有力的變革下,無論是受其利、還是受其害的人,都只能行禮如儀地維繫着這套殘腐制度。劉智鵬沒有什麼特別,不過是其中的一員而已。

劉智鵬特別的地方在於他是典型精英。他是城規會、古諮會、鄉議局委員、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委員會主席,多項公務在身,有極重責任為社會整體利益發聲。當下土地問題迫在眉睫,他卻獲香港高爾夫球會「邀請」研究球場歷史,積極為推動將球場整體評為一級歷史建築、「18個洞」舊場列為法定古蹟,提供「專家意見」。一方面背負公務重責,另一方面為「老貴族」的私利東勞西奔,賣言鬻字——這就是現行社會制度倒模式量製、習慣以私凌公的典型中產。壞制度主要操控、迫使屈服的,就是這類「精英」。

劉智鵬曾指皇后碼頭沒有重大歷史意義,但說到粉嶺高球場就忽然很上心,不惜為其「腦補」歷史意義。(嶺南大學圖片)

精英幕後 藏着真正玩家

香港的精英中是否都是這類人?不是的,也有少部分公義之士為社會健康發展苦苦思良。但這些想做好事的好人,受到壞制度結構性的捆綁,往往只能一場苦功一場空,甚或好心做壞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似乎就正走在這條艱辛路上。想為社會帶來公義的人,受盡結構折磨,綁手縛足;純粹只想享受結構不公而謀取一己之福的人,則如魚得水、順心應手。相當諷刺。

不過,不論是幕前哪一種的「精英」,說到底也不過是真正的制度玩家的扯線木偶。像劉智鵬、劉家樂(香港高爾夫大聯盟召集人)等人不斷的塗脂抹粉固是可恨,但「黃遠輝們」不論如何在台前奔走,也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他們換得的只是令港人誤會政府正在解決問題,借麻醉社會以減低不滿。躲在大辯論背後操縱這些正、反爭論議程有序上演的「老貴族」,才最是恐怖。

「老貴族」一直竭盡財力,維護目前的政治、社會結構,尋租享樂。他們會在政府官員面前趾高氣揚、指罵侮辱,窒礙所有根本制度改革。他們「食客三千」,不但有像雙劉般在前線衝鋒陷陣、不顧名聲的打手,更有龐大的宣傳機器,透過各種物質或非物資支持,影響不同壓力團體的立場、行動。在媒體工作,對此尤有感覺。但凡有針對個別既得利益群體的評論刊出,幾乎必受這套宣傳機器「關心」。

就是這樣,他們在背後與主事官員正面博弈、在幕前利用扯線公仔、傳媒宣傳擾亂輿論,令香港社會一直容忍各種社會不公的存在。的確,在他們長期操控社會議程下,香港人也溫水煮蛙式接受了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剝削。極高昂的生活成本、極不合理的工資水平、極不人道的退休保障制度,都一一忍受下來。多個佔用廣闊官地而只供二千多人享樂的高球場?算不了大事。

而且,他們善於導引不滿,把香港人所有的憤怒都集中到不着邊際的選舉制度、中港矛盾之上,務求要所有人都沒有空暇時間來觸踫他們「世代相傳」的資本主義奶酪。體制以外感到不滿的精英,只能成為食客、受其供養,或進入長期被他們牽着鼻子走的官僚體系,萬不能撼動既得利益藩籬分毫。

黃遠輝希望社會在土地諮詢結束後,繼續討論土地問題。(資料圖片)

不是階級矛盾 是階級霸凌

有人認為,這次高爾夫球場的爭議,已演化成階級矛盾。但對站在高球場背後的「老貴族」,這算不了什麼。爭議初起時,「民意」似乎頗為清晰,最合理的安排也就是收回這塊廣闊的平整土地,用以建屋,解市民燃眉之急。高球會面對來自傳媒的指摘、公眾的訴求,慢慢打起不同的牌子。

由最初的環保護樹、古墳古墓,到後來學界高爾夫球比賽、阿叻撐高球場、加強對公眾開放,再找來大學學者來說歷史保育,最後再由行會成員、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發言,有條不紊。前線歪理說盡仍然力度不足,幕後的高層博弈、傳媒反擊就隨後補上。攻守有序,難看的、好看的、不讓人看到的,都做齊了、做好了。

「老貴族」向政府及相關主事官員施壓,控制大眾的不滿在可接受範圍之內,拉長時段讓社會接受這種新暴露於人前的不公是現行制度的結構組成部分。麻醉針打下了,公眾也接受了,紛擾過後的香港沒有絲毫變化。遊刃有餘的應對下,社會耗時一年,很可能仍舊動不了他們一個「小小後花園」。

堅持正確運用土地資源的一方有沒有贏在道理上?自我安慰點說,的確是有的,起碼現時不少公眾都知道所謂的私人會所用地,是何等浪費公共資源、補貼上流社會康樂消閒的玩意。僅此而已。

在反對不公結構的勢力完全無力一搏的情況下,與其說這是階段矛盾、對立,不如說是「老貴族」在宣示階級霸權。甚麼解決社會結構矛盾、迫切房屋需求、香港官員須憤發自強,在他們眼裏都是不值一哂。若然這次收回高球場無疾而終,則慣常於操控社會脈搏的他們,無異經由這次事件清晰向全香港人宣示,這是他們的香港,遊戲還是跟着他們的規矩進行。176公頃的高球場拿來建公屋,解決20萬劏房居民的窩居之苦?對不起,寧曬太陽、不予家奴。

《香港01》曾多次指出,這種無視社會不公不義的處事方式,長遠而言實在是不利於香港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到頭來受苦的不會只是貧苦大眾,商界利益也會受損。但對於把持社會利害結構的「老貴族」而言,維持現時制度不公就是最利於他們個人或家族的安排,就算明知這是極其短視的殺雞取卵,也欠缺變動制度的誘因。資本家沒有祖國,必要時移民撤資就好了。

眼看他們的宣傳機器,快又要在粉嶺高球場爭議上再勝一場,市民痛了也罵了,卻無法改變什麼。唯一最大的轉變,也許就是對林鄭政府的態度。在過去一年,不少市民已對林鄭「好打得」的稱號心生懷疑,現時若然再在高球場上退縮,相信沒有人會再對她及其管治班子抱持任何希望。事實上,政府由一開始全面發展方案及局部發展方案並置,到始終不肯給予社會一個清晰看法,再到近日一再放風指基建不能應對該區人口驟增,只是在一再突顯高層官員不過是「老貴族」的看家護院。林鄭欲與同行的「民」,似乎不是普羅大眾,中央政府恐怕再次所託非人。

《香港01》創辦人兼總編輯于品海認為,政府應收回粉嶺高球場。(李澤彤攝)

實迷途其未遠 官商仍可勒馬回頭

這種商唱官隨的結構會否千秋萬世?巨商與官員似乎比較樂觀,縱使這不是可以永續的制度,在短期之內似乎也不會有太大的轉變。他們押注的地方有兩處,一是普羅大眾的忍耐,二是中央政府的節制。

前文說過,他們善於把弄民情,也有專門的機器引導輿情,令群眾的憤怒與激情發洩在錯誤的地方。這一招「行之有效」,若然香港社會繼續沉醉於簡單的民粹、二元對立思維,則輿論的炮頭確實在短期內難以對準「老貴族」的司令部。然而,這個世界物極則必反,「你可於短期內愚弄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遠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愚弄所有人」,群眾的理性反撲,永遠比既得利益者所猜想的來得早。

中央政府的「節制」也不會是永遠的事。過渡時期及後過渡時期的初段,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採取「穩定壓倒一切」的策略,盡量含混處理中港關係中的各種灰色地帶,暫時不主動介入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的說法是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自行解決問題;事實卻證明這研判極其錯誤。香港官員不但沒有對既得利益動刀刃,反而自甘為奴為婢地虛渡了二十年。結構性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倒不斷惡化。回歸時期有回歸時期的考慮,當大陸深度思考二次回歸,力圖修正香港管治弊端時,香港官商難道以為還可以永圖偏安?部分香港驕縱的商人,難道還要繼續誤以為北京會一直容忍他們的胡作非為?

這場賭博的結果是怎樣,明者皆曉、智者咸喻。江澤民在他對港事務至為著名的表述〈香港必須有一個平穩的過渡期〉中,引及〈歸去來兮辭〉的「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萬盼香港官、商,同以此語為鑒,在高球場問題上及早懸崖勒馬,並以上為起點真正推動香港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