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貧窮率高企不下　官員應引以為恥

香港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城市？這是管治者必須回答的問題。多年來，政府為香港位居「最自由經濟體」排名榜首而興奮，然而，在官員們以維護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名而無所作為下，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卻日益惡化。管治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民謀福祉，政策只是手段，官員不應將某治理方式奉若神明，當政策失效，必須盡快修正，而非活在幻象中。

扶貧是政府不能迴避的責任，官員須深刻認識到問題的核心，才能找到最佳應對方法。我們擔心的是，政府根本不認為貧窮是個問題。自由放任經濟擁護者視為圭臬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本就接受社會存在大量低下階層，貧窮問題並非它的關注與研究焦點。

受其影響，香港官員的傳統認知就是推動經濟發展，藉由「滴漏效應」彌補社會不公。然而，香港社會現狀已成為「滴漏失效」的強有力註腳，如今政府需要重視的是社會公義。傳統經濟政策既然無法解決問題，官員就應該改變思維，由社會價值追求主導經濟發展。

上周政府對兩件事的反應，正好反映其在問題本末、優次上的認知存在誤差。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世界人才排名，香港喪失了亞洲榜首的位置；港府公布最新的貧窮率則顯示，無論政策介入前還是介入後，本港貧窮率都破新高。就人才排名下跌，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指「如果人才培訓未做得好，給到我們更大激勵做得更好」；反之，官員對於貧窮率創新高，卻視作平常。

在人才政策上，官員做的固然遠不足夠，但也算有所覺醒。對於貧窮問題，官員則猶如隔岸觀火。吸納人才推動經濟轉型、重拾發展動力，確實沒有可讓政府蹉跎歲月的餘地；另一邊廂，貧者已處於極為惡劣的環境，政府又豈能有一刻鬆懈、怠慢？

社會政策應兼顧貧富，合乎公義。滴漏效應的神話早被識破，當富者憑藉資本優勢在市場環境中不斷累積財富，政府應主動扶助受政經因素局限的貧者脫困。長期貧富懸殊會造成社會動盪及結構性階級衝突，是大家知之甚稔的道理。如果政府視為民謀福為最終目的，扶貧是其必須要做、也最應該做的事。

人才政策也不能脫離扶貧這一目的。人才政策的核心是將一般人培訓成為人才，當中必然包含貧窮人口。換言之，人才政策不應只是吸引外來人才，更應重視提升本地人力資源的質量，不能脫離促成階級流動的目標。甚至可以說，人才政策應是脫貧政策，或是與脫貧在多個不同維度上相互呼應。官員厚精英薄貧者，反映其對社會問題、管治理念的認知薄弱。

上屆政府扶貧委員會的唯一商界代表鄭家純雄在2012年已然提出，扶貧先要有錢，建議政府動用一半儲備扶貧，並謂如果政府只懂研究，「（問題）餓死都未解決到」。六年過去，貧窮人口仍然眾多，政府縱然推出了一些扶貧措施，卻只是聊勝於無。

滅貧絕非難事 莫要知而不為

毋庸諱言，官員不視貧窮為首要解決的問題，甚至視之若「正常現象」，是受意識形態障目。政府上周發布貧窮報告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貧窮人口保持「平穩」。形容某一現象「平穩」，必須建基於該現象並非負面。香港如此繁榮，在政策介入後竟然仍有逾100萬窮人，這個社會明顯病入膏肓。用「平穩」描述兩成人口貧窮的社會現實，與用「平穩」形容肆虐的疫症有何區別？

政府常以兩個理由解釋為什麼貧窮問題不可解決。其一是香港的貧窮標準只屬相對性質，而非絕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去年曾解釋，香港採用的是相對貧窮指標，不是絕對貧窮指標，反映的只是貧富差距，他又強調不可能「滅貧」，只能「扶貧」、「減貧」。

這種說法實屬自欺欺人。香港的貧窮線指標雖是「相對」，卻明顯低於市民的生活水平，在相對定義下屬貧窮的人口，其實與絕對貧窮相差無幾，甚至尤有過之。據樂施會在2013/14年間展開的生活開支研究，一人長者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4,613元，成人為7,344元；比較政府的標準，一人住戶的月入在4,000元以下，才被視作貧窮，就算不計算通脹，也是低得不合理。相對貧窮線實為赤貧線，政府應該在第二次分配上，將貧窮線以下人口的收入，提升到貧窮線的標準以上。

「無法解決」貧窮問題的第二個理由是要保持公共財政穩健。政府常以財政可持續性為由，拒絕推出長遠滅貧措施，但從官方數據看來，滅貧並非不可能。羅致光去年稱，在政策介入後，貧窮線下住戶收入與貧窮線的總差距，由385億元收窄至199億元。到了今年，貧窮差距則上升至206億元。貧窮差距在政策介入後收窄，反映政府在扶貧上非無所作為，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政府每年精準投放約200億元，就可以讓所有貧窮人口脫貧，而這金額完全是政府可以負擔的。

07/08到17/18財政年度，政府一共撥出3,200億元作一次性紓困措施，當中有64%（約2,048億）用於退稅、退差餉，由於貧窮人口大多在稅網之外，更沒擁有物業，鮮能從中受惠。而且，入息愈高、物業愈多的市民，所能退得的差餉、薪俸稅愈多。政府十年來不間斷為富者錦上添花，卻不願意加強恆常性的扶貧措施，給貧者雪中送炭，反映扶貧力度不足非因官員無能為力，而是嚴重的認知缺失。

政策聊勝於無 退保職津須變

糾正自身的認知，才能推出有效的扶貧措施。政府對貧窮成因已有一定掌握，官員不應只當學者，而是要制訂政策，精準扶貧。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退休長者是主要貧窮人口；只有一名在職人士的大家庭，亦多跌入貧窮網。針對這兩種情況，政府實可改革退休保障制度、增加在職家庭津貼。

香港的退休保障素來不足，政府卻不願正視。官員解釋，長者退休後沒有收入，而現行的貧窮線只計收入，不計資產，故長者貧窮率高，並不反映其生活困苦。但官員似乎忘記了，貧窮線的計算方式是政府確立的。貧窮線只算入息，不計資產，有其合理之處。在置業主導的現實下，一大部分市民擁有的最大資產為房屋物業，如果單位用作自住，則不太可能藉此生利。也就是說，他們的資產雖然高於一般市民，但生活並未能顯著改善。

政府早年雖然推出逆按揭計劃，但中國人有讓兒女繼承財產的傳統，故計劃的申請者一直不多。為維持長者的生活水平，政府應進一步提升設入息、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以及不設審查的高齡津貼的金額，為全體市民提供適切的退休保障。

要提升低收入家庭的待遇，則須改革在職家庭生活津貼（職津）。職津的原型是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由於成效不彰，林鄭月娥上任後着手改革，措施包括增加資助金額、簡化申請手續、擴展支援對象至一人住戶等，以期減少貧窮人口。可是，由於低津金額的基數低，增加的金額有限，今年的貧窮率仍難望大幅降低。政府應進一步改革職津，以滅貧為目標，增加資助金額至合適水平。更有甚者，公屋落成量遠遠落後於預期，令大批貧窮戶住在出租劏房。按政府的統計，在政策介入前，共有13.4%的貧窮人口是私樓租戶，人數是18.5萬，在政策介入後，比率亦達9.1%，人數有9.2萬人。現時劏房租金動輒五六千元，為基層市民帶來極大負擔。政府應進一步提升公私營房屋比率，增建出租公屋，並復推租務管制，同時向貧窮租戶提供租金補貼。

香港的貧窮問題已水深火熱，這絕非繁榮的表象所能掩飾的。香港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城市？這關乎施政理念。可惜香港公務員長期以來唯執行是尚，少有思考政治理念，遑論躬身自省。官員盲目崇尚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漠視社會公義，雖造就了香港表面上的繁榮，卻令基層市民感到絕望。知是行之始，官員必須體恤民間疾苦，而非只視貧者為一堆冷冰冰的數字，更須對貧窮的成因有結構性的認識，從而對症下藥。市民已經聽夠了種種藉口，政府應該訂立滅貧目標，令貧者看到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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