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普選固然重要　但「經濟民主」更重要！

今年七一除了有大批市民上街和平示威，更有小部分以年輕人為主的激進示威者衝撃立法會，繼而在晚上將其「攻佔」，震撼全港。各界已紛紛建言，希望政府多與年輕人溝通，傾聽他們的聲音，為其排憂解難，避免走向激進與極端。

不過，今次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連串社會運動，近乎無大台、無領袖，示威者多經網上串聯，自發聚集，行動多經線上社交平台集體決策，政府當局到底要找「誰」溝通，也是很大的問題。回憶五年前的雨傘運動，政府尚可找大學學生組織談判，但最近特首林鄭月娥想透過學校高層聯絡學生會，邀請該會代表閉門會議，卻被科大學生會即時拒絕。科大學生會認為，自己「不敢亦不可能代表所有抗爭者」，除非政府願意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公開對話，及開放予全香港市民參與。
 
可能有人會覺得，近期多次聲勢浩大遊行的「搞手」，不就是代表眾多泛民政治及民間團體的「民間人權陣線」嗎？即使泛民從政者同樣不一定能代表所有抗爭者，但由泛民從政者作為中介人，由他們接觸年輕人，了解其心聲，再將之傳達給政府，又是否可行？

我們對此感到悲觀。固然建制派和政府都不懂年輕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難道泛民從政者就會比他們更懂？舉例來說，在今次《逃犯條例》修訂風暴當中成為「急先鋒」，更因「我要見指揮官」一段影片，令不少人對其刮目相看，紛紛稱讚其「勇敢」、「好型」的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胡志偉，誠然在政治上願為民主自由衝冠一怒，但是，香港市民多年來追求的公平正義，從來並不只是局限於政制上的民主自由，更包括經濟上的民主，即讓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更符合公義均富的原則，勾勒願景，讓市民可安居樂業，重燃對香港前景的希望。在這個方面，民主黨多年來實在有愧市民所託。
 
民主黨近年在政壇的影響力誠然日漸式微，政府倒行逆施，不一定與其有直接的關係。不過，民主黨作為主要的反對黨，在經濟民生政策上，又有否真正為港人指點出不一樣的願景，從社會深層次矛盾批判港府的錯誤施政方向呢？似乎又顯然沒有。以胡志偉為例，在他剛就任民主黨主席不久後的2017年，曾於報章撰文批評前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於網誌提出的「新財政哲學」，任氏認為，政府應該打破公共開支的緊箍咒，適當增加公共開支。而胡氏則漠視政府的資源分配責任，全盤否定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與港府長期以來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施政綱領如出一轍，甚至變本加厲。
 
一直以來，港府理財態度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就是把全副心思耗費於財政支出劃撥之上，把「自由市場原則」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市民置若罔聞，對長遠的經濟發展亦闊佬懶理。胡志偉不批判這種荒謬的理財原則，反以「政府效率不如私人市場」為由質疑政府投資，轉頭又自圓「民主黨並非反對政府運用儲備」，立場搖擺不定，與胡志偉在金鐘面向警察，義無反顧的形象可謂大相徑庭。我們不得不問，胡志偉敢為自由衝冠一怒，他日又願意為港人享受住屋和社會福利的權利，再上前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