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美國「光復香港」？　只怕拜錯神

美國眾議院在香港時間周三凌晨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另外兩項有關香港的法案和議案。對此，港府第一時間回應稱保障人權和自由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外國議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國外交部強烈譴責之餘，亦抨擊美國國會「把肆意縱火、打砸商鋪、暴力襲警等嚴重犯罪稱之為人權和民主問題，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不同於中央與港府的強烈反對，香港一些泛民政治人物和示威者積極要求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顯然將美國當成了對抗北京、施壓港府的庇護神。然而，我們不得不再度重申，泛民與示威者對美國的寄望是一種不切實際乃至不負責任的幻想。

毋庸諱言，泛民政治人物和示威者將「光復香港」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並不奇怪。因為第一，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容許不同於內地的政治訴求存在；第二，香港社會長期存在模糊的國家認同；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從未視港人為「英國人」，遑論讓港人建立「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回歸後，「一國兩制」長期被放大為「區隔」陸港兩地，加上學校教育的忽視，國家認同也一直未在香港建立；第三，反修例風波激起長期潛伏在香港社會「反中」情緒，適逢「百年大變局」下的中美角力趨於白熱化，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和價值觀體系備受崛起的中國衝擊，長期服膺於西方價值觀體系的香港社會也抗拒這種變化，一些人因而希望美國幫忙「阻擋」來自北京的影響力。

然而，無論是用港人聽慣的「井水不犯河水」，還是中央如今強調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來理解「一國兩制」，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建基於「一國」這個根本原則。無論在對美關係還是香港政策上，中國政府都高度重視政治尊嚴與國家主權，強烈反對外來干涉，不可能因為美國介入而改變香港政策。

除了要正確認識中央政府的「底線」，香港社會也不應自欺欺人地對美國政客的司馬昭之心視而不見。他們介入香港事務，真正關心的只是美國自身利益。事實上，美國經常用國內法來介入他國內政，但在關鍵時刻拋棄「隊友」的斑斑劣跡也是世人皆見，最新一筆是拋棄在打擊恐怖組織ISIS的軍事行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敘利亞庫爾德人，任由土耳其清剿他們。以如此兔死狗烹方式對待盟友的國家，怎可被視為可對香港未來負起責任的「救星」？

說到底，美國政客所標榜的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在許多時候只是一種虛偽的裝飾和利益的外衣。《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服務美國利益的意圖便頗為明顯，與其說它是對香港示威者的支援，倒不如說是將香港社會衝突當作籌碼來與中國博弈。倘若香港泛民主派和示威者冀望讓美國跟香港結緣，恐怕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一場「鏡花水月」，甚至有很大可能最終被當作棄子。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反復態度，便是明證。以商人重利本性聞名、毫不掩飾「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曾或明或暗地打過「香港牌」， 10月11日在中美達成初步貿易協議後，他卻說，中國已經在香港事務上取得了巨大進展，情況緩和了很多，示威人數也愈來愈少，問題會「自行解決」。顯而易見，特朗普對香港的興趣不大，即使他關注香港也是為了利用香港給中國施壓，獲取現實利益。

香港與美國並不是利益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使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也不會有多大的實質意義。特朗普固然不會為香港示威者搖旗呐喊，更不會為滿足他們的願望而「發奮努力」。美國不可能成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決定性力量，香港示威者將期待放在美國人身上，只能是緣木求魚。

我們要再強調，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在於香港自強，在於建立融洽互信的陸港關係。香港陷入困局，中央當然有要深刻反思的地方，必須認真檢視既往涉港政策的失誤，深入香港社會認識問題本質，理解香港社會的普遍關切；對香港社會上下來說，也必須認識到如果以「外人」思維將自己置身於和國家對峙的位置，只會讓矛盾更尖銳，衝突更激烈。香港的從政者更不應無視這個政治現實，如果不理解中央的合理關切，動輒就聯合西方對抗，怎麼可能讓北京產生信任？

遺憾的是，香港一些泛民從政者老是被意識形態遮蔽理性，非但忽略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理解中央合理關切、積極溝通、建立陸港互信才是解決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關鍵，反而試圖通過游說美國介入香港事務來維持陸港「區隔」，如此做法只會犧牲他們與北京本就已微弱的政治互信，繼續撕裂陸港關係，傷害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