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政制爭拗虛耗十年 拒絕妥協何來轉機
2019年快將完結，同時也為2010年代劃上句號。在這個年代，香港從各種意義上都沒有多少真正值得稱道的發展，不單是經濟民生方面屢屢錯失改革時機，政制發展也在不妥協的民粹思潮下停滯不前。如果要為過去十年香港政治局面畫上一個符號，絕不會是圓滿的「句號」，只能是一個無奈的「省略號」。
在新的年代交替點回頭看，2010年香港恰恰處於政制發展的十字路口，社會為如何擴大2012年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的民主程度爭論不休。同年5月，民主黨三名核心成員何俊仁、劉慧卿及張文光走進中聯辦，與中央駐港官員「破冰」會面，就政改進行協商。民主黨提出的政改方案最終獲得採納，2012年立法會選舉增加了五個地區直選議席及五個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的超級區議會議席。
這是回歸以來首次、亦是唯一一次政改成功的例子。然而，推動了政制往前跨進一步，卻未有為民主黨帶來光環，反而換來「賣港」的罵名。往後的日子，整個民主派彷彿被不妥協的民粹思潮所牽動，香港政壇風起雲湧，卻沒有一場運動能真正推進政制發展。
五年前，社會走到另一個政改十字路口，「佔領中環」在普選特首訴求聲浪中爆發，但歷時79天的轟烈運動過後，社會不但未能凝聚共識，反而加深了政治對立。翌年，在泛民主派堅拒「袋住先」下，立法會最終否決了特區政府按人大「8．31」決定制訂的特首選舉方案，普選實際上無限期押後。
來到2010年代最後一年，修訂《逃犯條例》爭議一石激起千重浪，盲目區隔香港與內地的民粹政治思潮急劇膨脹，中央與香港社會之間愈見張力，社會繼續被一部份人所挾持。十年一覺揚州夢，響亮的政治口號容易讓人亢奮，但似乎沒有多少人冷靜下來深思香港的政制發展為何蹉跎，如何才能真正踏出重啟政改的第一步。
政改不能一蹴而就 妥協助避零和局面
十年前在元老司徒華支持下，民主黨「走進中聯辦」，促成2012年政改，帶來民主前行的進步，本應是「教科書式」政治妥協的「雙贏」例子。可惜，不少爭取民主的同路人，包括一直反對接受「袋住先」政改方案、堅持爭取全面普選的公民黨及激進本土派等，認為此舉乃向中共屈服，部份較激進人士更給民主黨貼上「關鍵時候賣港」、「暗共」等標籤。結果民主黨為此付上政治代價，先有創黨成員鄭家富割席退黨，2012年立法會選舉再遭選民「懲罰」，由原先擁有九席減至六席。這使得「妥協」在非建制圈內漸漸形成一種禁忌，政客與中央官員溝通等於出賣港人，是投降主義，只有堅拒讓步的所謂「堅持」才是「真民主」。
然而，不妥協卻未能為香港政治帶來一條光明出路。早在2007年底，中央政府認為時機未成熟，決定2012年特首選舉暫不以普選產生，使政改陷入僵局。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與公民黨、社民連為了爭取馬上「雙普選」，推動2010年泛民主派「五區總辭」進行公投。這種以單方施壓拒絕妥協的方法，不但不能令中央為政改放行，公投更在低投票率下宣告失敗。只是，往後的十年，泛民主派在這種思想主導下，日益囿於與政府、建制派、中央協商，建制內外變得壁壘分明。
這種堅決不讓步的態度，在社會討論2016年立法會與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時清楚反映。結果，一些政客為了尋求政治出路而鼓吹利用民眾活動向政府施壓，最終甚至提倡「違法達義」，挾持社會企圖逼使港府和中央政府全面答允就特首與立法會「雙普選」的訴求。來到反修例風波，示威者不僅高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又號稱沒有「大台」，把不妥協的精神推向更高峰。
兩相比較，絕不妥協的政治操作到底為香港政制改革帶來什麼實際改善？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民主黨當年「走進中聯辦」，為政改僵局找到了一條務實出路，令整個社會享受2012年政改增加民選議席、擴大選民基礎的「紅利」。本土派能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晉身立法會，與多出的席位不無關係。今年11月，泛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後，如何在來年立法會選舉中協調好僧多粥少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也被各方視為重要事務。
鬥爭思維難闢出路 各持份者須務正業
2010年走進中聯辦的三位民主黨元老近日接受《香港01》訪問時各自回首這段往事，都不否定協商在政治中的意義。事實上，他們早在回歸之初都經歷建制、泛民「八黨聯盟」，共同施壓要求政府推動民生政策，劉慧卿更是當年最先提出結盟的人。對於「破冰」以來香港陷入的政治困局，三人都難掩失望，但各有不同理解。
香港在政制發展上走至今日互不讓步、積重難返的僵局，各大持份者都有責任。泛民陣營對政治不妥協的態度，固然是阻撓為當下政治困局找尋出路的絆腳石。一眾泛民政黨受制於民粹思潮，騎虎難下，只能被民情所牽引。香港如今更存在強烈的「黃」「藍」對立，它只是加劇社會撕裂、引致不同意見的人落入「你死我活」的思考陷阱，杜絕協商溝通的門路。
另一邊廂，從中央到特區政府到建制黨派，對社會撕裂也難辭其咎。毋庸諱言，中央過去的治港政策並不完善，長期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區隔思維認識和處理「一國兩制」，未能主動為陸港融合創造積極條件；特區政府更是一直未能切實履行「港人治港」本職，坐視社會矛盾積累；作為中央代理的中聯辦，也未能做好橋樑角色，反而主動「拉幫結派」，助長香港社會的政治鬥爭。當香港經濟陷入困頓或政治衝突湧現，中央和港府都簡單地以為靠惠港政策向香港「放水」，便足以解決磨擦，輕視了深層次結構問題。在處理政治紛爭時，政府每每以「敵我矛盾」看待非建制派，一味作政治打壓，結果只是不斷擴大分歧。
擺脫意識形態束縛 重拾初心推動改革
說到底，香港政治之爭的根本分歧在於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一國」與「兩制」本是一個整體，但中央與香港社會聚焦點各有不同。中央強調「一國」這個根本原則，強調香港按《基本法》推動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同時也要求香港社會履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責任；香港社會則偏重「兩制」差異。「一國兩制」是無先例可循的創新制度，落實過程中出現問題甚至衝突份屬自然，但要為香港政治尋找出路，走出社會撕裂共業，不同持份者應各盡本責。中央在強調全面管治權的同時，亦應正面看待香港社會的憂慮並積極回應；香港社會則必須清楚認知《基本法》對香港政治發展的規範，不能只看到「普選」二字，而看不到提到特首普選須「循序漸進」及「要有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不能只提權利，而無視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
2020年代即將「開局」，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香港仍是多事之秋：反修例風波尚未完全平伏；新當選的區議員將於1月1日履新；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明年9月舉行，但隨着地區力量經歷了大洗牌，不同黨派已摩拳擦掌；就連2022年特首選舉的提名委員會也已成為戰場。不少香港人求變心切，但卻不能只有一腔熱血，繼續過去十年不得其法的政治運動模式。
過去十年的經歷告訴港人，受意識形態束縛而拒絕妥協、漠視現實政治框架的固化思維與政治操作，只是不斷重複鼓動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消磨青春，卻未能為香港帶來可行出路。回歸政治初心，政客必須勇於摒棄無意義空消耗的鬥爭意識，以市民和社會福祉為依歸，務實推動改革。香港政治發展在過去十年裹足不前，如果不思變革，即使再多幾個十年，恐怕也只得在無止境的紛爭中虛耗光陰，而港人還等得了多少個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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