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專訪】曾執行20餘次安樂死 荷蘭「死亡醫生」的自白

撰文:黃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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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時總要面對兩種恐懼:如果成功了,那麼在我眼前的是一個死人;如果中途出錯,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死意已決,可是卻死不去的活人。」 Bert Keizer是位滿頭白髮、態度親切且幽默的老人。單從外表看來,實在很難想像Keizer的工作是與死亡有關。

今年70歲的Keizer,在荷蘭一間安樂死機構工作,為絕望的病人執行安樂死或輔助自殺。過去兩年裏,Keizer為20多名病人執行安樂死。這並非一個細數目,不過即使像Keizer這樣「經驗豐富」,每一次為病人施加藥物時,還是會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恐懼。

Bert Keizer態度親切且幽默,單從外表看來,實在很難想像他的工作是與死亡有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半請求被否決 「你不是無路可走」

筆者在約定好的時間準時致電Keizer,電話一通,對方隨即拿起話筒:「Fiona早晨」。原來Keizer已經在電話旁等候,然後孜孜不倦地介紹自己的工作。他稱去年收到22至25個安樂死或輔助自殺的請求,當中約12人獲批。Keizer告訴我,其中一個被否決的病人是一名年輕男子,但後來我才發現這名男子已經60多歲了。Keizer打趣地說:「我是個70歲的老頭子了,在我眼中,很多人都是年輕人。」

他續說,這位病人因為長年煙不離手,患上了慢性阻塞性肺病。碰巧當時他正值人生低谷,與伴侶剛分手,又找不到工作,諸事不順,於是萌生去意。這位病人曾向其胸肺科醫生提出安樂死的請求,可是遭到拒絕,於是他到Keizer任職的臨終診所(End of Life Clinic,荷蘭文是Levenseindekliniek),希望那裏的醫生能「賜他一死」。

Keizer接收個案後,約這位「年輕人」見面,然後告訴他:「你可能覺得現在的日子很苦、很難捱,看不見出路,但我的想法不同,我看到你有路可走,因為醫生可以醫好你的病,你的狀況並不如你所描述的那般絕望。」這位病人低頭沉思一會:「或者你說得對。」

安樂死是不可逆轉的,沒有一次執行時,我不感到畏懼。
Bert Keizer
對於Keizer來說,這些病人並非只是冷冰冰的個案,而是有血有肉,會哭會笑的人。(網上圖片)

   尷尬下話別 畏懼中執行

另一個被Keizer否決的病人是一位67歲、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女士。「她的丈夫請我來他們家裏看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沒法跟我溝通,也沒法表達自己求死的意願。最後我告訴她的丈夫:『很對不起!這個情況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抉擇有時可以很困難的,尤其為死亡「開綠燈」時,Keizer憶述一個令他最掙扎的個案:「一名48歲、罹患乳癌的女士,不幸地癌細胞已經擴散至肺部、腦部和骨頭。我知道癌症折磨得她不似人形,但見到她還是這麼年輕,女兒又只有20出頭,仍然很需要母親。我批准她執行安樂死時,內心非常痛苦、掙扎。」

對於Keizer來說,這些病人並非只是冷冰冰的個案,而是有血有肉,會哭會笑的人,因此即使沒有病人記錄在手,Keizer仍然能夠仔細說出每位病人的年齡、病歷、背景以及他們會面時的情景。認識一個人,聽他訴苦,感同身受,然後批出「死亡執照」,再為他用藥,親手送他離開,這種感受是複雜的。我問Keizer,最後一句跟病人說的話通常是什麼?他說:「那是個很尷尬的時刻,我總是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說什麼才好。通常我會說『我很榮幸可以認識你,但很遺憾,你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務』,類似是這樣吧。」

安樂死的條件
荷蘭於2002年4月1日起正式將安樂死合法化,成為全球第一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根據當地法例,執行安樂死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一、病人自願要求安樂死並經過充分考慮的,而且這個想法是一貫堅持和明確的。
二、病人承受的痛苦是難以忍受的,而且沒有改善的希望。
三、醫生與病人討論過除安樂死以外的可行辦法。
四、醫生與病人有足夠的溝通,病人必須清楚地告知其身心狀況和意願
五、經兩名醫生核准方可實施 病人若果遭到醫生拒絕,還有一個申訴機會,就是向臨終診所這類安樂死機構求助。病人必須交出完整醫療記錄,以及約見醫生數次,以評估是否合資格進行安樂死或輔助自殺。而這些機構只開放予當地人。每次實施安樂死或輔助自殺後,當局會調查醫生的做法是否符合法例,違例執行輔助自殺的醫生將被判監3年,違例執行安樂死則會面臨12年監禁。雖然不時有報道稱,荷蘭實施安樂死合法化後產生滑坡效應,安樂死人數逐年飆升。不過事實是,2016年的安樂死和輔助自殺人數,佔死亡人口的4%,並呈下跌趨勢。

阿姆斯特丹一名醫生為病人進行安樂死。(網上圖片)

  安樂死不可逆轉 無犯錯空間

Keizer的病人通常是在自己的家裏安詳離世的,不過他也有遇過一次比較戲劇性的個案。那是1994年的事,躺在睡床的是一位42歲的愛滋病人。就在Keizer準備打針之際,病人忽然改變主意。Keizer說:「我感到很罪疚,因為我犯錯了,我錯誤判斷一個人的求死意願,那刻的感覺實在糟糕極了。」

掌控一位病人的生死,對醫生來說絕對是一個重擔。「一旦執行了,就沒有出錯的空間,你不能說:『噢!我判斷錯誤了』,因為病人已經死亡。安樂死是不可逆轉的,沒有一次執行時,我不感到畏懼。」

既然如此,為何還要繼續下去?況且根據荷蘭法例,醫生是沒有義務為病人執行安樂死的,只要覺得過不到自己那關,就可以拒絕執行,毋須給予任何理由。Keizer回應說,自己加入臨終診所前,在療養院工作了34年,看盡不少「生不如死」的病人,於是他問自己:如果角色換轉,我希望別人如何幫助自己?

曾經在療養院工作了34年的Keizer,看盡不少「生不如死」的病人,令他決心在退休後加入臨終診所。(網上圖片)

  不喜歡死亡 但人必須一死

Keizer在2015年12月退休後,隨即加入了臨終診所。「我已經70歲了,我有的是時間、經驗和醫學知識,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幫助到別人,對另一個生命發揮影響力。」不過,原來這位經常目睹死亡的醫生,心底裏也怕死。「我怕死得不好看,擔心醫生不懂得如何在我生命中的最後幾小時,紓緩我的痛楚,這是我最擔憂的事。」 Keizer澄清,自己說的是寧養護理,不是指安樂死。這也很理所當然,沒有人在無病無痛的情況下,假設自己日後會進行安樂死。Keizer續說:「除了怕死得不好看,我也很不喜歡死亡,可是理性一點看,人如果不會死,那就麻煩了。幾年後,地球就只剩下『企位』,所以人必須一死,DNA已經決定了人必須死亡,人類就像一部自動毀滅的機器。」

近年荷蘭進一步討論是否應擴大範圍,讓「生無可戀」的健康老人也可合法尋求安樂死。對此,Keizer的態度是堅決反對:「如果你尋死的原因只是因為年紀大、心靈空虛,作為醫生,我不能幫助他們。我相信他們有自殺的權利,但我不認為他們應該尋求安樂死。我充其量只能給予他們專業意見,告訴他們什麼藥物可以令人走得安詳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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