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足居住權．倡議（三）】「最小居住面積」可行 政府不能再拖
全港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是多少？答案是161.5平方呎。那劏房戶的情況呢？只有56.5平方呎，比赤柱監獄的單人囚室還要小，而且有約一成劏房沒有獨立廁所或者窗戶，情況之惡劣，可想而見。
香港的劏房問題已是人所共知，要人蝸居在如斯狹小局促的空間，不單有礙健康，更是有損尊嚴。政府在編配公屋時，會劃定最小人均居住面積，但對於私人住宅卻不設限制，豈非自相矛盾？這是「自由市場至上」思想作祟，抑或另有原因？若要立法訂定最小居住面積，又是否可行？
文章系列︰
一、照顧夾心階層選擇權 增建中產公屋
二、徙置大廈進化成公屋 再進化會是什麼？
三、「最小居住面積」可行 政府不能再拖
劏房問題近年來廣受關注，但私人樓宇的惡劣居所，其實又豈止劏房，籠屋、板間戶等住所，同樣合法地存在於城市某隅。在1994年，政府針對籠屋的安全問題，頒布了《床位寓所條例》，但內文主要規管床位寓所的消防安全；所謂通風要求，亦只是訂明樓宇內須至少設有一個窗戶；至於床位的面積，則沒有限制。更甚者，條例只適用於設有12個或以上床位的寓所，假如寓所只有11個床位，便不受條例監管。有了這條例，只要戶主能確保床位寓所基本安全，便可繼續營運，政府等同承認了籠屋存在的合理性，這在當時令不少團體失望。
政府管理籠屋、劏房思維一脈相承
政府拒絕取締籠屋，原因是認為社會對這類租金低廉的住所有一定需求，意即假如全面取締籠屋，便會令很多人無家可歸。就現實層面而言，政府的說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總不能因此便接受籠屋存在。既然現實不容許當局一下子禁絕籠屋，那當局應思考如何幫助居民覓得合宜居所（例如公屋），並逐步令籠屋絕跡。荒謬的是，政府選擇讓籠屋「永續」存在，借所謂的市場力量來履行政府的責任（確保市民有合適居所）；更甚者，這套思維至今依然，影響着政府看待劏房的態度。
政府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編撰《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主題報告，分析劏房戶的人口特徵、經濟特徵、地區分布等，證明政府知悉劏戶問題亟待關注；而在2014年的《長遠房屋策略》中，政府也專門討論了包括劏房戶在內的「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政府承認公屋是解決他們住屋需求的主要方法，但卻拒絕對劏房加設有力規管（例如發牌制度），原因是擔憂規管會令供應減少、租金上升，於是只願承襲當年處理籠屋的方法——盡量降低消防安全風險，可謂極無新意。
任何政策均有其利弊，政府只強調規管劏房帶來的弊病，便得出「不應規管劏房」的結論，根本是愚弄市民。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在認定問題之後，便即設法根治，並以多管齊下的方式，盡量減輕政策的副作用；以劏房問題為例，既然有人怕規管劏房會影響租金，甚至令低下階層失去僅餘的棲身之所，那麼政府何不同時制訂租務管制，並大規模興建公屋？當然，每逢討論到這些議題，政府慣常的託辭就是「覓地困難」，但市民均知道，香港並不缺地，唯獨官員欠缺改革決心，這從政府於發展粉嶺高球場議題上一直虛與委蛇，便即可見一斑。
最小居住面積 英國、深圳、台灣均有例可循
不論是籠屋、板間房，抑或劏房，最大問題在於居住空間狹小得不合情理，要住戶被迫在馬桶旁燒菜用膳，或是睡在翻身也覺困難的床位，簡直是香港這個發達城市的恥辱（錯不在租戶或業主，而在於放任不理的政府）。既然這些居所的問題首要在於面積，那麼政府當然要從這方面入手，規管私人住宅單位的最小居住面積。
所謂最小居住面積，聽起來非常新鮮，但其實世界各地不少地方均有此規限。在英國，自2015年起，只有一個床位的新建單層寓所，至少要有398.26平方呎；在深圳，當局正就《租賃房屋綜合管理辦法》徵求意見，建議出租房屋的人均租住面積不得小於64.58平方呎（以建築面積計），違反規例的房東將被罰款5,000元人民幣；又如台灣，一人戶的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為140.68平方呎，名為「基本居住水準」，未達標者可獲租金補貼。更諷刺的是，香港的公屋也有最低居住標準，在資源許可下，房委會的編配標準是每人可享不少於75.35平方呎空間，而在現實之中，公屋租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平均數更達142.08平方呎。
香港固然無須訂立和英國、深圳或者台灣相同的最小居住面積，但上述例子說明，不論是靠補助、懲罰，抑或明文訂定建屋條件，都是落實最小居住面積的可行方法，政府理應進行一次大型普查，訂出適合香港的法定最小居住面積；問題是，香港政府除了提出「不欲干預自由市場」等了無新意的說辭外，還能怎樣解釋多年來的不作為？如前所述，一旦推行最低居住面積，固然很可能衍生出別的問題，例如租盤減少、租金上揚等，但這些副作用不是政府對問題袖手旁觀的理由，政府更應做的是多管齊下，減輕最小居住面積的副作用，唯其如此，才能令哪些荒謬的籠屋與劏房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