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科研實力雄厚，但知識成果的轉化率並不高。如果將科研比喻為種子，科創則是種子發芽、生長和結果的過程，若要讓種子發芽結果，就需要有好的土壤和培育環境——這就是「制度」的作用。當科研環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科創基金鼓勵保守而非創新，這樣的土壤便難以孕育出好的科創成果。

「產學研」專題報道之三

論文越多學術越好？

香港大學數學系主任袁曉明專注於應用數學領域，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他反覆強調希望應用數學學科能夠走向真正的應用，而不只是滿足於論文產出數量，或是被引用次數等數字：「科學界、學術界的問題通常是偏理論、偏學術、偏抽象的，比如說數學本身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科，研究一些高度統一、高度抽象的規律和原理，有些問題確實也是來源於實際，但是經過這麽多年的發展，很多問題可能已經脫離了實際。有些學術問題的討論，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無的放失』，就是你的問題是來自於別人的一篇論文，別人論文的那個問題又是來自於另外一篇論文，好像永遠不能收斂到一個實際問題。」

袁曉明認為，工業界的問題是實實在在的問題，解決問題需要有新的技術，解決後能夠獲得經濟效益。但出於商業原因，這些問題可能無法寫成論文，或者說，有些即使能寫出論文，學術界也未必會欣賞，因為有些學者未必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學術界一直都有些教授，雖然聲稱在做應用問題的研究，但寫的論文卻嚴重地脫離實際，更有甚者還會炮製大量的低質量論文，這樣的做法被戲稱為「Paper Machine」。這些論文沒有實際意義，只是在「解決」為了發表論文而製造出來的假問題。袁曉明在本地高校執教已經超過15年，他自言對香港這座城市極其有感情，也親身經歷了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近幾年愈發有感香港應用數學學科的科研環境顯著惡化，就是因為個別「身居高位」的學者製造了各種學術不端的現象，令他十分痛心。

「純數學家的論文可能沒有社會實用價值，但是有數學上的『美感』，讓人有精神上的享受，能夠突破人的認知極限；而應用數學很多的論文既沒有美感，也不針對問題解決，更不可能被企業應用。」袁曉明表示，「論文灌水」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因為完成這些論文需要花費大量的科研經費，有些學者用低質量的論文獲得政府資助後，再僱用更多的人寫更多的低質量論文，像滾雪球一樣惡性循環，並且對社會有非常嚴重的誤導作用，例如擅長灌水的教授可能因為「著作等身」而身居高位，擁有很多光環，政府也就認為他們是科研的主力軍，會把重要的課題交給他們做，他們也因而擁有更大話語權，可以參與政府決策，定義發展方向，結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袁曉明還指出，外地學術界已有很多學者對香港的科研制度提出質疑，「覺得好像論文特別多，但是好的論文沒幾篇。」

論文「灌水」惡性循環

在採訪過程中，袁曉明多次感嘆道：「你很難想象，在香港有這樣的土壤，可以讓一些做算法的教授身居高位、佔據大量的資源，每年寫很多的論文，在論文裏提出很多算法，但實際上卻連MATLAB（用於演算法開發、資料視覺化、資料分析以及數值計算的進階技術計算語言）等基本的計算程式都不會用。還有的教授聲稱做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卻連什麽叫Training Data（訓練集），什麽叫Testing Data（測試集），這種神經網絡裏面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他認為，香港之所以沒有太好的創科環境，與這樣的學術現象有直接的關係。至於如何改善這些問題，他則表示指責某一個人並沒有用，而是要反省制度性的不足：「我想政府的初心一定是希望能夠通過這麽大的投入，選出最優秀的學者進行資助，但是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效果？你要去反省一下哪裏有問題。」

袁曉明指出，政府已經逐步提高制度的科學性。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每隔六年會對本地高校的研究質素進行評估，其中有項指標叫做「影響力案例」（Impact Case Study），而將於2026年進行的RAE中，影響力指標的比重會被提高至20%，「這也表示了政府的一個態度，就是希望大家的研究還是要走向社會、走向實際，不要做一些為了寫論文而寫論文的研究。」

近幾年特區政府為扶持創科行業動作不斷。《施政報告2022》宣布設立100億元「產學研1+計劃」，自2023年起資助最少100支有潛質成為初創企業的大學研發團隊，他們須分兩期完成項目，首先於三年內轉化科研成果落地，隨後再用兩年時間把科研成果商品化。2023年9月，政府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已投入接近2,000億元，用以提升科研基礎設施、資助研發活動、支持產學研協作，以及匯聚及培育科技人才等。

政策很多尚未成功

袁曉明也看到政府有很大改善、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他不認為有關政策算是「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政策的限制比較多，比如知識產權的歸屬、項目如何使用，都有一些不太能夠落地的要求。「當然從政府角度，從管理角度看的確需要這樣做， 但對教授來說這個就變成不方便了。」他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一開始推動「產學研1+」項目時，曾在香港學術圈內引起轟動，因為資助額特別大，每個項目的資助額最多可達一億元，但他了解到，很多人最後選擇放棄資助，因為項目規定教授做初創時需要有一個業界的合夥人（Partner），而該合夥人必須出資500萬元以上，然而，專業的投資人一般給予初創企業的投資額度不會超過100萬元。「一般情況就給你幾十萬元，叫天使投資，就是給你玩的。如果說要投資500萬元以上，他們會希望這家公司已經成型了，並且要有milestone（里程碑）。在投資界，500萬元以上的投資通常叫基金投資，需要董事會開會討論。」

此外，袁曉明還指出，政府推出的很多研究資助計劃和評審制度，仍是傾向鼓勵相對保守的計劃：「雖然表面也說你要創新，但是如果寫的東西相對創新，那評審遇到的風險會比較大。因為評審更多時候看的是Track Record（往績）、是否保證有產出等這些與『創新』相矛盾的指標，以示『公平』和『有效果』，甚至令人感覺投入的研究經費需要像投資金融產品一樣確保有回報，所以創新的研究想法有更大概率是拿不到（基金）的。如果你做的是交叉學科或者比較新的題目，也不太容易拿到，因為送出去審的時候，Panel Member（評審團成員）已經不知道該送給誰審，最後回來總是有各種各樣的意見。」

袁曉明分析道，一些非常有規劃、能夠清楚交代，在未來四年裏每半年就能做到什麽成果的計劃，通常比較容易拿到基金。「但是你知道，創新的科研是不可能被如此詳細地計劃出來的，這個本質上就矛盾了。所以他（政府政策）是鼓勵你墨守成規，或者做一些已經想好的、按部就班的東西。如果你在一開始就已經把未來四年每半年要幹什麽都規劃好，這怎麽可能是創新呢？所以說，從最基本的資助教授做研究這一方面，其實就不是創新的思路。你連鼓勵教授承擔科研風險的機制都沒有，怎麽可能創新呢？」袁曉明不斷反問。

學界期待公平競爭

不過，對於申請項目前提就是必須得到產業界或者投資界的投資，香港城市大學高級副校長（創新及企業）楊夢甦認為這個門檻是正確的，並不算高。因為政府的資助基本上是無償的，政府要考慮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資金，但當前又沒有足夠強的能力判斷哪一個項目最後可以成功產業化，而如果產業界和投資界願意投入到某個項目，政府就會有更大的信心。在楊夢甦看來，設立這個門檻，既可吸引到社會上更多的資本參與科研成果的轉化，又可借助產業界資本的投入幫助政府進行一定的篩選和把關。他總結道：「政府的產學研1+計劃，相當於是拋磚引玉，算是拋了一個100億元的磚頭，希望能夠吸引到產業界更多的投資進來。」

2022年12月10日，香港城市大學發布新聞稿表示，學校躋身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大學排名前一百位，但所獲得的教資會資助與其學術地位並不相匹配，所以城大必須自籌經費招收博士；此外，城大自資五億港元創辦大學旗艦創新創業計劃「HK Tech 300」，各界熱烈響應，然而「『HK Tech 300』計劃，全球注目，香港政府聞風不動。」

幾年過去，港府仍然聞風不動。但楊夢甦能夠理解，政府不可能支持個別高校的某個項目，而他也看到政府已經為了香港的創新環境做了大量投入。他期望政府能夠鼓勵更多社會上的資源、更多的力量建立創科的文化和環境，將「HK Tech 300」項目作為樣板來推廣。談及政府可以給予的支持，楊夢甦則認為是提供更加公正、更加透明的競爭環境，而他也期待「HK Tech 300」培養出來的團隊能有更大的機會、更好的成熟度去申請：「我們不怕競爭，我們歡迎競爭，我們只是希望在一個公平的Playing Ground上面去競爭。」

校企合作經驗不足

高校在鼓勵師生進入業界的過程中，同樣需要制度性的保障。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助理教授黃珊表示，教授往往需要大學的很多輔助和支持，才可以與工業界建立一種有效、安全的合作。例如，要有學校的律師去跟企業律師簽合同，要有一套完整的數據保護的協議、對版權和成果的清晰分配，要對參與項目的教授和學生進行約束和管理。

具體而言，教授作為項目負責人（PI）引入企業合作時，通常會在大學內部組建團隊，讓其他老師和學生參與其中。PI通常會與企業保持長期合作關係，自然承擔起相應責任，但其他團隊成員可能會有不同的「訴求」。極端的情況是，學生或項目參與者在接觸難得的數據和資源後，私自拷貝這些數據以供未來使用，或者把項目成果「拿」走，甚至「送」給他人來獲利。黃珊透露，自己就曾經歷過類似的極端情況，因此，大學需要建立充分的管理框架以為企業提供安全感，並且保障合作的機會和自由度不會因此受限。她補充道：「公司開放數據給大學生產知識，而知識是有版權的。合作首先是基於信任，法律約束是在出了問題之後觸發的，一旦涉及法律，大學和企業都會面臨很大的成本。」

黃珊談及自己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的經歷。那時學校有專門請律師給博士生們講解校企合作的相關法律和全球規範，使她獲益匪淺，她也以此提出相關建議：「據我所知，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實施這類培訓的大學並不多。鑒於香港與大灣區的地理鄰近，與產業界合作活躍，我認為香港的大學在這方面應該成為先行者。」

對於高校如何發展出一套制度，以保障師生進入業界或進行合作，楊夢甦表示，很多國家地區、很多大學都已經在做科研成果轉化，因而有很多成功的模式，但沒有一個是標準的模式，所以每個地方、每個大學可以根據各自的情況來作出相應的安排。大學基本的三個方面：科研、教學、對社會的貢獻，就是通過科研成果轉化、知識轉移、包括成立初創來實現的。至於每所大學怎麼平衡，具體到每個教授怎麼平衡，他認為大學應當有其自主權：「大學總歸有Accountability（問責性），尤其是公立大學獲得政府撥款，有一定的問責，這個問責牽涉到怎麼對大學進行評估。如果你對大學的評估只是專注於發表了多少篇文章、研究生招了多少個，這也限制了大學，所以應該給大學更大的自主權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