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工會力量衰落？海麗罷工舵手：動員參加工運很難
說起杜振豪在勞工議題上的戰績，是去年年初的長沙灣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當時，海麗邨更換清潔承辦商，一眾外判清潔工擔心失去遣散費，找邨內區議員楊彧，再由楊彧找來工會組織幹事杜振豪幫忙。由工友找杜振豪到承辦商妥協，中間經歷了承辦商堅拒發遣散費、談判在政府有關當局的見證下破裂、工友決定罷工十天……只是用了兩個月時間，可說是相當順利。「我只能夠說，我很榮幸可以參與其中。即使隔了一年多，自信現在的我比當時處事成熟得多，但我也不可能複製到第二次的海麗罷工。」問及當時罷工行動的成功秘訣，杜振豪不敢邀功，對自己付出的血汗功勞，也只是淡然交代。（此乃《他們的勞動節》系列之二）
「6月，我們又搞聚餐，帶埋你老婆一起來啦！好耐無見了！」杜振豪拍拍清潔工阿東的肩膀。阿東曾在杜振豪所屬的工會組織擔任理事，因工作繁忙，久而久之沒有活躍其中。
杜振豪說阿東不是第一個因為工作繁忙而慢慢疏遠工會的職工，特別是在清潔或保安這類工時較長及需輪班工作的行業工會，情況更為普遍。
作為工會的組織幹事，杜振豪有時也希望「搞下蛇宴」、「搞下香港一日團」，只是很難遷就到工友的休息日，多數工友也寧願把休息時間用來與家人相處，在繁忙的工作以外，獲得一絲的時間共聚天倫之樂。
爭取加薪最貼身 成功動員要貼地
杜振豪完全明白工友為家人而較少參與工會活動，不過，工會的聯誼活動正正是凝聚工 會成員的途徑。參與人數少，也就難以令工友投入工會，代表日後工會若有工運需要動員，也就難上加難。只有愈強的連結，才能再進一步令他們明白工會的真正功能，不單單是享受「蛇齋餅粽」，而是為他們向僱主爭取更平等、更佳的工作待遇。
問及勞動節遊行當天是否有很多物資需要準備，他說倒還好。那麼，有沒有叫工友出來參與遊行？畢竟遊行人數愈多，談判籌碼愈大，愈可能施壓及迫使政府正視勞工訴求。
他表示，動員工友是長時間的「作戰」，即便是曾參與過工潮的工友，也未必願意參與遊行。遊行爭取的是集體權益，牽涉各行各業的打工仔。不少曾參與工潮的工友，只是從自身的權益出發。捍衛涉及自己的權益較容易「企出來」，但對別人的情況未必能產生同理心，動員工友出來為其他打工仔爭取權益並不容易。
要工友建立與其他不同行業的打工仔有「命運共同體」的想法，非常困難。杜振豪從不用艱深的理論字眼，亦不說教，只是告訴工友今天你的工作待遇差，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也不是市場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勞工力量不足以與資方討價還價，所以，變到「好多嘢都無得揀」。
杜振豪說，一定要用工友聽得明的語言解釋，例如用「好多嘢都無得揀」，讓他們明白為何要爭取勞資雙方地位對等。更重要是和對方建立關係，只要有一定的信任程度，對方自然會慢慢接納你的說法。
杜振豪以前是社民連組織幹事，兩年前才加入職工盟，擔任保安、清潔工的職工會組織幹事。記者問他會否覺得兩者的工作截然不同，他搖了搖頭說，社民連很多會員也是中年的基層人士，雖然未必是職場上的工友，但溝通不是問題。
與他們（基層工友）講政治是很麻煩的，因為他們一般政治意識不強，亦聽不明（深奧的政治論述）。
不過，縱然同是基層，聊起政治話題，他們的反應完全南轅北轍。杜振豪解釋，社民連是以政治議題組織會員，對民生議題較少着墨；基層工友則完全相反，「要與他們講政治是很麻煩的，因為他們一般政治意識不強，亦聽不明（深奧的政治論述），而且，他們的看法很保守，甚或很保皇。」
他說，要說服工友接納一種他們從前反感，甚至反對的政治論述，需要用很多時間，所以不能以政治「硬碰硬」，而是由他們的角度出發，講他們的權益。他表示，「他們最多因為驚而不參與（遊行），但不會反對你幫他們爭取權益。」
縱然只在職工盟待了兩年，算不上是工會老手，但他看到香港工會的局制，一是工會的組成，二是工會的職能。
「最理想（的工會運作）是從下而上，我應該只是幫手，最好不用出鏡，也不用訪問我。最理想的情況是領袖由工友選出來，外國很多工會也是這樣做的。」但杜振豪明白，理想始終歸理想，在香港只有很少工人願意走出來做牽頭或者領袖的角色，或是害怕被秋後算帳，或是工作忙碌無暇參與工運。
「其實有很大問題，變成你代理他們。工友漸漸依賴，認為你做便可，你爭取便可，我什麼也不用做。長遠來說，這樣是不可能的。我一個幹事可以接觸多少工友？其實力量很有限，如果工人自己不能做組織的話，工運力量很難壯大。」他說。
最理想（的工會運作）是從下而上，我應該只是幫手，最好不用出鏡，也不用訪問我……其實有很大問題，變成你代理他們。工友漸漸依賴，認為你做便可，你爭取便可，我什麼也不用做。
工會動員困難 香港缺文化土壤
杜振豪說，「現在很難（做到），暫時也沒有解決方法。要工友自我組織起來，甚至願意組織身邊的工友，需要有足夠的文化土壤。」
他口中所說的文化土壤，指的是政治意識，「政治問題在香港是很難繞過的⋯⋯政治立場很易影響勞工議題，當勞工意識達致成熟階段，政治意識也自然會成熟起來。我的理解是兩者不能分開。只要了解（勞工權益緣何不足）結構性問題，自然會連結起政治，也就知道哪一班人（在勞工政策上）是決策者。」
「九巴上次事件（大埔巴士翻側意外後各工會爭取改善車長待遇），（你辦工會）有人分你是民主派或是否愛國，又會有人認為政治太麻煩，與其歸邊不如獨立出來搞一個工會，這樣的話就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工會。」愈來愈多工會，代表勞工的聲音或會被分散。同時，僱主也懂得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離間僱員之間的關係。
正如九巴每年談加薪幅度時，也只會與其中兩間工會談判，而從不諮詢其他工會的意見。這造成了工會之間互相猜忌及不信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達致團結一致，向僱主爭取權益呢？
不只工會四分五裂，工會因循也是問題。例如，每年例行向僱主爭取加薪，除此以外一概不理。「歷史愈長的工會愈容易因循，做慣了這些議題便不會留意其他議題。因為要持續保持戰鬥性是不容易的事，不斷推動議題，要做好多（準備）工作。」
杜振豪表示，「政策改變不是一年的事，是三、五、十年的事。爭取加薪是最容易令會員有反應，像地盤工會也常說，解決欠薪容易，但討論如何防止工傷則困難。」
這是香港工會的現實。工會能否有壯大起來的一天？或者應套用杜振豪一句話，「慢慢來」。慢慢來，工人或有天可擔起工會的大旗，真正擔起工運領袖的角色。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也有類似的想法，在她眼中，勞動節遊行人數多寡不影響是統籌者的她的心情。最重要是她自己是否問心無愧，是否真有盡力做好每一個勞工議題。下一篇請看：【五一勞動節】港打工仔血汗史 逆權空姐吳敏兒：爭取權益要堅持
上文節錄自第16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9日）《他們的勞動節 也是你我的勞動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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