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來】學者力撐禁用 人臉辨識「對社會有毒」
事實上，即使爭取時間改善人臉辨識技術，讓監管法規趕上，也無法解決這項技術的內在缺陷。去年，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法律與電腦科學教授Woodrow Hartzog與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哲學教授Evan Selinger合作撰文主張完全禁用人臉辨識：「人臉辨識的存在本身已損害公民自由，因為人們若懷疑自己被監控，行徑就會完全不同。」他們擔心人臉辨識將對言論、集會、宗教等自由帶來寒蟬效應。2015年，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非裔青年格雷（Freddie Gray）被警方拘捕後猝死。在同年舉行抗議警方濫用暴力的集會中，警方就使用了人臉辨識技術辨認及拘捕抗議者。
Hartzog和Selinger還指出，人臉的獨特之處在於我們無法改變（除非整容），是我們身份的重心，它與指紋或瞳孔掃描不同，很容易便可從遠距離採集到樣本。兩人認為，若不能趕及在人臉辨識廣泛使用前禁止，「人們將無法知道在沒有自動系統監控、存檔、利用的情況下，身處公眾地方會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人工智能的鈽」
難怪微軟蒙特利爾實驗室（Microsoft Research Montreal）的數碼媒體學者Luke Stark在今年4月撰文稱人臉辨識為「人工智能的鈽（Plutonium of AI）」，主張完全禁止這技術。鈈是一種有毒金屬，用來製作原子彈。Stark認為人臉辨識就如鈈一樣，本身「結構上就有毒」：「不論製造者有何意圖，單是設計和製造出辨識人臉的方法，就已毒化社會。它需要嚴格受控，幾乎所有實際應用都應該禁止。」
Stark還解釋，以數值把人臉特徵分類和系統化，這件事本身就是危險的，因為這讓政府和公司把人分成不同種族：「這個生物政治管理的過程，就是建立於以數值作為理由來解釋某群體是次等的……然後以『數字的魅力』聲稱這種次等是『自然』事實。」
因此，即使Stark承認人臉辨識可有特定用途，例如作為視障人士的輔助工具，但他主張我們必須先設想從一開始就把這科技完全禁止，然後再修改規則允許例外用途，而非立例允許使用這科技，而後再作規管：「為了避免它帶來的社會毒素和種族歧視，人臉辨識技術需要被理解它們到底是什麼：（它們是）需要特別小心處理的核子級威脅。」
最有偏見是人類
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UC Hastings）助理教授Veena Dubal在《衛報》撰文主張，只着眼於技術準確率來爭論過於狹隘：「即使未來的演算法不存在歧視，人臉辨識軟件也難以撇除國家監控在實行和影響上的偏見。事實上，大眾強調可以改善演算法不準確的問題，是無視推動三藩市禁令的歷史和政治脈絡。」
Dubal指出，三藩市的禁令不是只受「反烏托邦」的憂慮所推動，也因為長久以來過度廣泛的監控，以及邊緣社群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Cagle曾對他說：「這歷史性條例的誕生並非偶然，它背後的推動力是26個組織的團結，這些灣區組織代表了城中那些最受地方政府監察所傷害的人群：有色人種、穆斯林、新移民、LGBTQ群體、無家者。」
Dubal說，這段過度監控的歷史至少可追溯至已故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反間諜計劃」（Cointelpro）。當時，有83%的本地情報收集都在三藩市灣區發生，主要從地方警察取得。計劃解散後，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即使無證據顯示有犯罪行為，三藩市警方仍繼續根據政治活動收集個人及組織的情報。
「隨着有關人臉辨識及『公共安全』的爭論愈趨熾熱，政策制訂者不應只關注技術本身，也應該想想那些引以為恥的監控歷史。即使人臉辨識真的能做到100%中立、沒有歧視傾向，但充滿明顯和隱含偏見的人類將會主觀決定如何使用收集到的數據。而人類也會受到不對等、不公正的影響。」 Dubal寫道。
所以， 推動三藩市人臉辨識禁令的監督委員Aaron Peskin對《衛報》說，三藩市的禁令是既要處理科技不準確帶來的憂患，也要阻止恐怖的監控文化：「我們都支持社區有良好治安，但我們不想活在警察國家。說到底，那不只是關於一個有缺陷的科技，而是監控侵擾公眾生活。」
上文節錄自第16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0日）《三藩市帶頭立法禁用 人臉辨識技術再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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