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派錢」迫不得已　香港重生還看結構改革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本周三（2月26日）將宣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一如過往，社會要求「派錢」的呼聲不絕，今年在反修例運動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雙重打擊下，「派錢」甚至成為各大政黨的共識。政府肩負管理公共財政與分配資源的重責，「派錢」看似簡單直接，但絕非有效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分配方式，甚至可能違背分配正義原則。只是眼前經濟狀況急轉直下，當務之急無疑是紓解民困，「派錢」有助緩解社會焦慮，也只能不得已而為之。情況就像癌症病人一樣，不施手術根本無法換來生機，但在病痛折磨之時，總要靠注射嗎啡緩解一時之痛。

必須指出，《香港01》從不認同輕率「派錢」，對其成為共識更是感到擔憂：對政府來說，「派錢」帶來的短期效應或會令它掉以輕心，繼而失去改革動力；對市民和小商家而言，口袋多了幾千元到幾萬元或可令他們稍為安心，但亦可能導致一部份人看不清香港面臨的真正考驗究竟是什麼。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極其嚴峻，既得利益結構嚴重扭曲，對包括小商戶在內的弱勢群體特別不利。如果以為「派錢」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那是幼稚的，也是無知的。

各界在要求政府開倉救濟的同時，應當思考一個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派完錢，然後呢？」社會在度過這個特殊時期後，絕不能放緩腳步，不能再沉溺於以「小修小補」的方式掩蓋表徵，必須對長年累積、妨礙香港邁步向前的種種積弊作出深刻反思，盡快凝聚共識，推動經濟結構轉型。香港真正出路在於妥善運用龐大儲備和發揮僅餘的優勢，針對性地推行全盤性的、觸及深處的大規模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根治香港的頑疾。

政府坐擁萬億儲備　財赤絕非洪水猛獸

一些人擔心「派錢」勢必造成千億元財赤，甚至繪聲繪影地說這是香港「衰敗之始」，這無疑是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倘若政府只懂以「派錢」來履行分配的責任，當然是「衰敗」，但從種種迹象可見，今次疫情對香港造成的衝擊可能比「沙士」（SARS）還要大，當中飲食界、零售界、旅遊界更是首當其衝。許多商戶被迫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減薪，甚至裁員。事實上，最新失業率已升至3.4%，創逾三年新高。隨着反修例運動和疫情的負面影響陸續浮現，相信失業率還會進一步攀升，當局在這個時候「派錢」，態度正確，有助救市民於水火之中。正因市民等不及，我們甚至無奈接受有違分配正義原則的無差別「全民派錢」，畢竟港府兩年前「派四千蚊」支援特定群體的表現實在不堪入目，不僅過程冗長，還耗費逾三億元行政費用。有見及此，今次與其要求當局區別誰需要援助、誰不需要，倒不如確保這筆錢可以快速有效地落入市民口袋。

必須再三強調，公共財政出現赤字未必就是「衰敗」。姑且不論在經濟不景時出現赤字屬正常情況，根本毋須視之為洪水猛獸，即使是立場保守的美國傳統基金會也不排斥赤字預算—在被評為全球十大最自由經濟體的國家或地區當中，超過一半在過去三年財政預算平均出現赤字，包括澳洲、愛爾蘭、英國、加拿大、阿聯酋和台灣。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固然要審慎理財，但不等於要做「守財奴」。作為一個坐擁萬億元「家底」的政府，理應善用手中資源，為市民創造更多財富—在和平時期應大膽投資，開拓新產業，推動經濟轉型；在疫情肆虐的當下則應增加開支，保就業、穩民心，為「疫」後重生奠定基礎。如果在此時還錙銖必較，那就真是「守財奴」！

真正值得擔心的，是「派錢」可能令全社會產生一種惰性。「派錢」是非常時期下的非常手段，不能常態化之餘，更不可令官員認為只要「派錢」就可以解決問題，可以讓市民「收聲」，讓社會養成「一有事就有錢派」的期待，這只會令人變得短視。回歸以來，政府曾先後在2011年和2018年兩度「派錢」，第一次是在香港剛擺脫金融海嘯之後，第二次則是在財政儲備突破萬億之後。從這兩次經驗可見，「派錢」效果只是一時的，並未有效回應社會面對的真正問題。單以住屋困局為例，根據政府數字，公屋輪候冊上的一般申請宗數由2011年6月底的89,000宗，激增至2019年12月底的151,900宗；配額及計分制下非長者一人申請宗數則由66,600宗大增至108,500宗。目前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4年，長者一人申請者的輪候時間亦多達3年。現在回想，當年曾俊華「派六千蚊」固然令市民開心了一陣子，但對紓解民生困局並無顯著而持久的作用。

美國日本前車可鑑　全面改革事不宜遲

長遠而言，香港不能「窮得只剩下錢」。我們何不思考如何練好「內功」，強化抗逆能力，好讓社會在將來發生另一次政治運動或疫症時，不致於毫無招架之力？所謂「內功」是指社會經濟結構，這並不是表面的，而是牽涉到最深層，是社會能否穩定、人民能否安居樂業的關鍵。環顧各國，許多領袖都把「改革」視作回應深層次問題的法寶，但要麼就是不得其法，要麼就是膽識不足，以致「內功」無法練就，香港不能不引以為戒。

美國就是改革不得其法的例子。總統特朗普看到藍領的困局，但他欠缺「從自己身上找問題」的意識，一味把責任歸咎於中國、墨西哥等國家，並通過貿易戰這種愚蠢的手法，企圖把生產線帶回美國。迄今為止，即使部份生產線撤出中國，但落腳地卻是東南亞，而非美國本土；《北美自貿協定》同樣雷聲大雨點小，只是多了幾條有利美國的條款，但沒有改變美國企業將廠房搬到墨西哥的走勢。究其原因，在於特朗普根本沒有為扭曲的美國經濟結構施行「大手術」，為重振美國製造業創造條件。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2年再度上台以來，嘗試以「三支箭」扭轉經濟困局。頭兩支箭（量化寬鬆和財政擴張）早已射出，但關鍵的第三支箭（透過結構性改革激活民間經濟）卻不見縱影，原因是安倍欠缺撼動既得利益結構的魄力。在此情況下，縱使金融改革和支出增加短暫刺激了經濟，但由於並未觸碰日本人消費信心不足、人口老化等結構性問題，致使當地無法擺脫自1990年經濟泡沫爆破以來的困局。

對香港而言，美國和日本前車可鑑：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實質上是在轉移民眾對國內經濟問題的視線，情況就像港府以「派錢」的方式紓困，雖然可在短期內取得成效，但只是麻痺了市民，令後者看不到改革的迫切需要；安倍晉三也是一個反面例子，他雖有建設「美麗日本」的宏願，但卻欠缺決心，就像港府怯於向地產霸權宣戰，坐視深層問題繼續累積。

政府既要全力抗疫　亦須凝聚改革共識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小修小補、虛晃幾招無濟於事，若要突破瓶頸，港府一定要有全盤性的、觸及根本結構的改革方略。《財政預算案》和《施政報告》一樣，理應對香港的出路有所啟示，既要協助市民應對迫在眉睫的疫情，更要放眼未來，為扭轉過度單一的經濟結構及打破扭曲的既得利益結構提供清晰藍圖。

某程度上，政府和兩大主要政黨民建聯、民主黨已看到上述問題，包括同意用《收回土地條例》處理上文提及的土地房屋困局，這自然值得歡迎。但土地房屋只是其一，香港還面對稅制缺陷、教育、醫療、安老、交通等諸多問題，以致經濟民生上的公平正義長期缺位。這都需要無比的魄力和膽識去解決。我們擔心的是，在全民呼籲「派錢」的聲浪下，各界或會慢慢失去焦點，尤其是一旦政府在「派錢」後不思進取，而政黨又不懂得引導民意凝聚改革共識，那麼香港便會像美國和日本一樣，徒有改革之名而無改革之實。如果社會未能突破有事就要「派錢」的認知，對改革的迫切性無感，香港只會繼續蹉跎、繼續沉淪，最終大家都會是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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