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府院之爭」為何頻繁出現

撰文: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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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解封之後,內地多個地方如黑龍江、吉林以及北京先後發生本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反彈,不過都很快得到控制。無可否認,努力恢復包括經濟在內的一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並做到防疫常態化,仍是中國社會的主旋律。

7月1日的中國國務院常委會議上,李克強批評地方政府部門拖欠中小企業帳款,實在不應該。「我看到許多材料反映,拖欠中小企業應收賬款成為一大頑疾,『貨賣出去、錢收不回來』已經成為較普遍的現象。這種情況如果延續下去,會大大打擊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信心。」

李克強早先在國家新冠肺炎藥品醫療器械應急平台考察。(中新社)

對於民營企業以及中小企業的發展困境,李克強曾多次在國務院相關會議上有所提及。為此,外界認為,在中南海高層的經濟主張中,李克強傾向於市場經濟起主導作用,和多次強調國有企業作業並重視政府扶貧工程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經濟觀點不同。所以,李克強此番講話再一次被大陸境外媒體解讀為「府院之爭」。

府院之爭原指1916年至1917年中華民國大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政治鬥爭。中共十八大之後,被西方媒體演繹為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在中國經濟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亦有文章將之稱為習李相爭。

兩會之後的習李「不同調」猜想

其實在2020年中國全會兩會之前,就已經掀起一股「府院之爭」輿論場。當時李克強在兩會閉幕後會見媒體時提及的「6億人口每月收入1000元」引發的輿論震驚、6月初赴山東考察談及「地攤經濟」引發官媒「大戰」,以及他與習近平離京考察目標不同,讓久未出現的「府院之爭」說再次被翻出並遭遇各種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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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從6月4日開始刊載的「成都地攤經濟觀察系列」加深了民眾「官方認證」的印象。但從6月6日開始,北京、深圳等中國幾個一線大城市的地方官媒紛紛對地攤經濟「潑涼水」。《北京日報》直接說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央視、《人民日報》等央媒亦加入論戰。央視財經6月8日的評論文章更是把「不適合地攤經濟」的範圍從北京擴展到了「一線城市」。

多家官方媒體在此問題上「針鋒相對」的表現,讓一些西方媒體朝向「紅牆秘辛」方向推測,「府院之爭」再次出現。如此氛圍之下,李克強「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的說法,原本被點贊為大實話,道出了「中國扶貧壓力重重」這個現實,後續輿論卻跑偏並解讀為李克強是在唱衰習近平領導的扶貧計劃。

6月1日至2日,李克強在中國東部的經濟和人口大省山東考察,關注點多是民營企業和個體戶這樣的小微企業,談及的也多和就業相關。和李克強不同,一週之後的6月8日至10日,習近平考察位於中國西部的不發達地區寧夏,主要目的在於督促扶貧。習李關注點的不同,似乎也成為外界建構「府院之爭」論調的輔助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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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地攤經濟的再啟用,只是疫情後期中國政府努力推動復工復產進程中的一項過渡期性民生政策,並非長期經濟政策,一直專注於如何走過經濟困境的中共高層對此不可能不瞭解。這一點從北京中旬開始二次爆發本土疫情後,「地攤經濟」話題勻速轉冷也可以得到印證。

梳理李克強講話也可以發現,他對地攤經濟的肯定着力於其對就業問題的促進和底層民生的改善,從未堅持全國推廣。《北京日報》等「反對」言論,也只是堅持各地方「從自身實際出發,不能盲目跟風」,並非全盤否定。由此引出習李相爭之說實在牽強。

習李離京考察「不同調」的說法更是浮於表面。因為就業和扶貧原本也就是互為因果的政經話題,西方媒體眼中的「不同」,不過是習李的各司其職。同理,「6億人口每月收入1000元」的講話,只是凸顯了扶貧的難度和重要性,硬演繹為唱衰扶貧太過荒唐。這一點,在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吿最終版中,多處新增「扶貧」措施的文字可以得到印證。

長沙市漁人碼頭的商戶們在江邊擺放了室外的攤位,市民們紛紛前來品嚐美食。(中新社)

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其他中南海高層近期亦多次到地方進行實地查訪,如副總理韓正5月30日到6月2日考察海南和湖南、人大委員長慄戰書6月3日至6日考察江蘇、副總理胡春華6月7日參觀陝西梁家河……他們關注點雖各有側重,卻並未脱離經濟、就業、扶貧,目標指向均為中共高層不斷強調的六保、六穩這個「中心」。

從未斷絕的「府院之爭」誤讀

從未跳出「政治鬥爭」窠臼的西方媒體,往往將這種中共高層的這種分工以及中南海權力架構的變動,統統賦予「權鬥」色彩。所謂的「習李不同調」、「府院之爭」之說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已經多次出現。

2014年年底就有傳聞稱李克強身體欠佳,且因為內政外交事務繁忙導致病情加重,或不到中共十九大就要提前卸任。

2016年7月4日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習近平稱要「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並強調要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會議現場李克強也作出批示:國有企業要積極推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遵循市場規律,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淘汰過剩落後產能,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李講話經過西方媒體刻意的區別對比後,很快被解讀為高層對於國企改革方向的觀點差異,引爆「府院之爭」的討論。

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李克強繼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打破了此前所謂「提前退場」之說,但「府院之爭」說並未停止。

6月9日,習近平在銀川考察調研。(中國政府網)

2018年5月29日,在中國兩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就關鍵核心技術自主表態,連說三個「逼人」,「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同一場合,李克強講話稱「首先要加強基礎研究。沒有雄厚的基礎研究,融通發展就沒有根基。」對此,西方媒體解讀為,習近平要在中國推行「科技大躍進」,而李克強講話是對此潑冷水。

諸如此類,只要習李講話可以找出不同之處,或者只要中國官方媒體出現觀點不同的政策爭論,西方媒體會立刻將之演繹為中共高層分歧或者「府院之爭」。

黨政權力重構是主因

為什麼外界尤其是西方媒體對於中共高層始終會有這樣的想象?首先是中共對於敏感信息管控帶來的密室政治特徵給外界帶來的神秘感;其次是中共在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充滿血雨腥風的政治鬥爭、尤其是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給外界留下的記憶烙印。第三是中共十八大後,「鬥爭」經常出現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中,尤其是在習近平見諸大大小小的場合和各種講話中,「鬥爭」一詞經常出現。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出席第127屆廣交會「 雲開幕」儀式,並巡視企業網上展廳。(中新社)

2019年9月3日的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習近平首次系統性全面闡述自己的「鬥爭」觀,要求尚未「經歷過風雨」的中共年輕官員們:「要做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戰士」,並用此前只用來要求軍隊的「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來激勵他們要有軍人般的「鬥爭」覺悟。

對於這篇講話,不僅是對中共既往「鬥爭史」特別敏感的自由派學者聯想到了毛時代的階級鬥爭,也有觀點聯想到了政黨權鬥。不過,通讀幾篇習近平涉及「鬥爭」的講話稿可以發現,無論是對省部級官員警示「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風險,還是對中青年幹部強調鬥爭藝術,習的「鬥爭」對象是指面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挑戰,提醒中共官員應該積極應對,不要妥協迴避,並非是要重演革命年代敵我矛盾你死我活鬥爭的歷史。

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共十八大後的黨政權力重構。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以習近平為總書記、李克強為國務院總理的中共第五代領導班子出現於全球媒體面前。不同於傳統的「總書記負責政治、總理主管經濟」的分工方式,習近平上台後很快向外界表明自己對中國經濟發展決策權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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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3日,新華社發佈了一則消息,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了小組會議。李克強和當時的副總理張高麗分別以副組長和成員身份參加。這是1980年該小組成立以來,官媒首次對該小組會議進行詳實報道並公開組長、副組長、成員名單。

在此之前,因為中國國務院負責具體的經濟工作,財經領導小組「隱居幕後」少有人知。只有《人民日報》在1999年1月14日曾在《1998年經濟發展和改革回眸》的述評中,提及江澤民1996年8月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其他成員未作報道。

所以,新華社的高調報道是中共中央拿過經濟領導加強的一個信號,也是西方媒體「府院之爭」、「李克強經濟大管家角色被削弱」之說出現的源頭之一。

「中國經濟面臨着下行的壓力,有多重風險,關鍵在於新常態下要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中間找到平衡點……既要謀勢,又要做活」。2015年中國兩會閉幕當天,李克強對面中外記者的講話為後來的中共權力重構埋下了伏筆。現在回看,無論是2016年的國企改革講話、2018年的科技創新大會,所謂習李「分歧」均是「謀勢」和「做活」的一種投射,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共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權力重構後的一種新的邏輯展現。

這裏的重構帶有鮮明問題導向。中共十八大之前的「胡温十年」(胡錦濤為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温家寶為國務院總理的十年),諸如各種弊病如是「九龍治水、各管一攤」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等亟需撥亂反正。作為一名政治強人,習近平在內政、外交以及軍事和改革等各方面統領整個政治局,重新樹立毛鄧(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核心體制。當「核心」說在中共政壇確立,所謂「習李相爭」等猜測其實已經失去了邏輯基礎——國務院也是為中共中央服務,並非對等,何談相爭?

2018年3月22日公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誕生記》,開篇一句「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根本保證和首要任務」,點出了此次改革的核心目標,即黨(中共)中央負責決策,國務院負責執行,新的黨政關係開始清晰。

方案中由小組升格為委員會的中共五大決策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和中央審計委員會,李克強均在習近平之後位列第一副組長。加之2013年11月新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8年3月成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中,李克強同樣身兼副主席或副主任。至此,這位西方眼中的「弱勢總理」作為強有力的執行者。

時代已經完全不同,用權斗的視角觀察中共、演繹各種「府院之爭」的舊習該休矣。

(本文轉自多維CN059期《府院之爭是個偽命題》 此處有編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