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社會真正運動的時刻 是在日常的勞動和教化過程之中

撰文:葉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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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曾經這樣描述近代哲學:「要麼是斯賓諾莎主義,要麼不是哲學。」我們大可以把這句話改寫來描述現當代哲學:「要麼是黑格爾主義,要麼不是哲學。」黑格爾在生時是普魯士王國的「御用哲學家」,但這種身份仍然及不上他在這二百年所受到的熱烈關注。我們以前多次談論過黑格爾的哲學了,也曾經介紹過他的兩部鉅著:《精神現象學》與《哲學科學百科全書》,但很少提到黑格爾本人的生命與其哲學的關係。黑格爾壽命雖然不特別長,但我們也難以一言蔽之,因為他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對德國與歐洲的衝擊,他理解到人類歷史正在揭開新的一頁;他自己最珍視的法權哲學一方面分析大革命和現代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為日耳曼國家的未來發展作構思和推導。我們當然不應著眼在哲學家的生活和八卦多於理解他的思想,但黑格爾自己也言明哲學在時代中誕生,他並不是懸浮在社會和歷史之上創立其思想的,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理解他的時代以及他的同代人。

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資本主義下的物化社會

雖然黑格爾與當時幾乎所有思想家都有所對立,個性非常鮮明,但他與詩人荷爾德林的關係最能反映他本人的思想轉向;盧卡奇在他研究德國古典文化的著作《歌德與他的時代》、《青年黑格爾》中都提出過黑—荷二人的比較。雖然康德在18世紀末的德國已經成名,啟蒙運動也漸漸流入德國境內,但德國的文化生態還沒有脫離中世紀氣氛。中產階級學子即使對哲學或文學感興趣,但也沒有大學專科可以供他們研讀,更不要談論以哲學家為職,因此他們都需要從神學院入手,畢業後當牧師也很自然地成為他們的共同志願(早黑格爾一輩的費希特也一樣;若果歌德不是出身在貴族家庭,他恐怕也要研讀神學)。黑格爾雖然是圖賓根神學院的優秀學生,但天生熱情澎湃的他完全不能融入神學院的禁慾規條,同時因為文化環境局限,神學和牧師又是他唯一能投身的事業,這種身份和志向的矛盾使得年輕時期的黑格爾充滿憤恨,甚至使他幾近得了精神疾病。幸好黑格爾認識了荷爾德林以及謝林,這三人在生活上成為了親密的同學與室友,在理想上又是支持自由思想和歷史進步的同志。這段友誼讓黑格爾在神學院的迂腐氣氛中振作過來,也使他決意研究哲學,全面放棄當一個不慍不火的牧師。

歌德:他寫盡浪漫與傷逝,至死都是少年

歌德:他寫盡浪漫與傷逝,至死都是少年法國大革命在1789年的爆發更使得三人對德國社會的不滿得以宣洩疏導。大革命和啟蒙運動的理想和激情,與神學院的保守和落後形成強烈對比,他們原本對社會不發展所感到的壓抑,轉移變成期待德國也將會隨法國進入自由世代。傳說黑格爾、荷爾德林和謝林在巴士底日種起一顆「自由樹」來紀念法國大革命,雖然美國學者平卡德(Terry Pinkard)考證並無此事,但三人確實參與了圖賓根學生組織的政治會社,每日研討啟蒙哲學和法國傳來的革命消息。與拿破崙戰爭後反法反猶的德國大學生比較,黑格爾年輕時代的大學生對民族主義並不抱有熱情,德國奧地利等君主組成的反法同盟屢次被共和法國打敗更使他們感到無比振奮,因為他們都嚮往全人類共同建構的平等共同體。但這群激進的年輕學子很快就被打擊,圖賓根大學所在的符騰堡取締了政治會社,不少成員被追捕,不得不出逃到法國。黑格爾雖然沒有被逮捕,但他對大革命的熱情已經稍稍減退,轉而專注研讀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和康德的哲學。但最改變德國人對法國大革命態度的事件,並不是國內貴族所施加的反革命措施,而是雅各賓黨的恐怖統治以及後來保守派熱月黨發動的政變。

德國觀念論(上):康德

法國大革命後,由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領導的雅各賓黨奪取了法蘭西共和國的政權,並且開展了恐怖統治,大量舊貴族、保皇派與神父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送上斷頭台,有更多逃避兵役和不服從革命政權的工人與農民也被處決;舊時代的一切都幾乎被打破:天主教被廢除,而代之以理性崇拜;舊的社會風俗被全面革除、封建貴族的土地被攤分。然而,羅伯斯庇爾絕對不是一名戀棧權位、黨同伐異的莽夫庸人,而是一位毫不妥協的革命家,堅持美德、真理和恐怖三者是絕對同一的理想主義者。對他來說,任何稍微偏離美德的人都沒有資格生存,為了實現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價值,現存的社會關係可以完全被犧牲。雅各賓專政維持不到一年時間,其他派系相對溫和保守的國民公會議員發動了政變,迅速將雅各賓黨人消滅掉,中斷了激進的社會改革。大部分的德國知識份子一開始都支持法國大革命,但當革命轉成恐怖統治時,換句話說,當革命維持其暴力狀態和非日常步調時,他們都對無制約的自由和暴力十分恐懼,紛紛保留對大革命的支持。黑格爾與荷爾德林的態度卻特別值得研究,因為這決定了他們日後的思想和命運發展。

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britannica.com)

一切革命都有最少兩個面向:一方面是英雄色彩和暴烈的政權交替,另一方面是社會庸常運作的緩慢改革。在羅伯斯庇爾身上,第一個面向表現為他對啟蒙價值與古羅馬共和主義的信仰,以及保衛革命的堅持,而第二個面向表現為他對舊社會結構的革除。荷爾德林一直著迷革命的英雄色彩,當雅各賓黨逐漸掌權時,他在法國的朋友都告知他當地的暴力已經不可收拾,勸他不要沖昏頭腦,但他一直聽而不聞,只是寄望這種暴力終會消滅一切妨礙社會進步的舊力量,人類的黃金年代即將到來,但另一邊廂,他又時刻見證著德國社會並未被這種暴力推動;德國的封閉鞏固了他對暴力的迷戀,對啟蒙價值的理想化信仰又加強著他對現實的厭惡。這兩種雙互增進、無可擺脫的情緒最終令荷爾德林精神崩潰,而更羞辱的是,當他參與的起義運動失敗時,追捕革命者的警察把他當成瘋子而不加理會。

A. V. Miller 的經典英譯本《精神現象學》(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反觀黑格爾既沒有在恐怖統治出現時葉公好龍那樣批評暴力的多餘,也沒有像荷爾德林那樣高舉暴力的必要。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裡指出暴力的必定發生,但也認為熱月政變這種對神聖暴力的遏止也是必須的,因為暴力——即是理念的直接表現只是社會改革的起點,但不是社會改革的本質。粗略地說,荷爾德林只保留革命的第一個面向,批評恐怖統治的知識分子則只想要第二個面向而拒絕暴力,而黑格爾的態度則更複雜:沒有革命的暴力面向,那它的改革面向也不會出現,但當第二個面向需要執行時,第一個面向就應該被揚棄。對黑格爾來說,社會真正運動的時刻並不發生在英雄角力的舞台上,而是在日常的勞動和教化過程之中。

這涉及到黑格爾哲學最重要的元素:「現實」(英:actuality/德:Wirklichkeit)概念,即本質/概念以及實存/表象的統一。本質(其表述方式是 A=A)是一種抽象的同一性,它不包含他者、差異和內在否定性;表象(appearance)則是消逝、游離的雜多性。黑格爾認為哲學的任務是掌握現實性;單單是理解概念和本質,而意識不到概念的運動和發展,也就是說意識不到概念的必然表象,以致視表象與雜多性為虛幻,都是有缺憾的思想,最終只會使思想者退回到純粹存在,承受著空虛和不現實的痛苦命運。對黑格爾來說,自由雖然是人類的本質,但本質不是一種靜止的元素,而是一個需要與他者、不自由及異化狀態打交道的永恆活動——自由必須以異化為前提。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aljazeera.net)

早年的黑格爾最受荷爾德林影響,他甚至寫過《埃琉西斯》一詩向荷爾德林致敬,畢業後也一直緊密通信。後來謝林在精神病院探望荷爾德林時被他的痴狂髒亂所震驚,因此雖然已經和黑格爾斷交,但仍然硬著頭皮寫信給黑格爾,請求他幫忙照顧荷爾德林,然而黑格爾卻從沒回覆謝林;黑格爾在《美學》裡甚至沒有談論過荷爾德林的詩作,《哲學史講演錄》裡也沒有把觀念論的發展歸功於他。反而荷爾德林在死前仍然會想起黑格爾,痴迷地將黑格爾和絕對者兩個詞拼在一起。

我們無從得知為什麼黑格爾如此鐵石心腸(黑格爾的胞妹同樣有嚴重的精神病,但他相當關懷),但他與荷爾德林的差別在他的哲學中處處顯現:《精神現象學》裡高舉科學與理智,而貶抑情感和直觀的主張;《精神哲學》中有很長的篇章描寫了精神病的分類和治療,在另一個章節他則指出了少年人與成年人的精神差異,正在於後者能夠與現實妥協,並且從妥協中促成現實的變化——彷彿正因為有荷爾德林瘋狂在前,黑格爾主義才得以誕生。正因為他的「現實」概念和妥協態度,黑格爾在生時已經常常被批評為騎牆派和保王黨,但正如齊澤克所言,黑格爾的哲學雖然強調妥協,卻直接促成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運動;而黑格爾的主要敵人,即強調直接性和英雄的浪漫主義,後來卻被納粹主義追捧。黑格爾留給我們的,不只是繁複的認識論,而且還有對政治妥協及真正革命的思考,而在這個層面來說,我們與黑格爾其實處在相同的時代中。

記黑格爾誕辰250週年:關於他的時代、生平與哲學概念的9個知識

【無睡意哲學】中的黑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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