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三】香港失落最自由經濟體地位 是好事還是壞事？
事實上，指數採用的指標未能與時並進。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指，指數中的各項指標皆圍繞「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而設。他口中所指的「華盛頓共識」，是一套在1989年面世的政治經濟理論，被外界視為美國向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宣揚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宏觀經濟政策。簡單而言，「華盛頓共識」以私有化、自由化及宏觀穩定為核心，強調自由市場，因此推崇弱化政府等一系列政策，而「華盛頓共識」亦成為過去三十年來美國部份組織的政策依據。
承接上文：
【競爭力．二】世界經濟排名研究方法有疑問 何以人人深信不疑？
這些右派經濟傳統學說與香港主張的「自由經濟」、「積極不干預」不謀而合。鄧希煒解釋，香港的低稅率為貿易及外來投資創造了友善環境，加上香港在一些傳統、已獲大眾認同的指標上，如法律制度及保障私人財產上有良好發揮，「從這些角度出發，香港被視為非常自由的經濟體亦理所當然。」
香港作為小型經濟體，奉行「大市場、小政府」，自殖民時期起已提倡剩餘福利模式的社會政策，故在指數中名列前茅是意料之內。經濟發展仰賴不同的因素，如教育投資及人力資本等，從而提升生產力，而這些因素會受經濟政策及制度影響，但鄧希煒直言，不論是「華盛頓共識」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綱領，還是排名機構看重的經濟發展因素，「這些都是八十年代留下的legacy（遺產）。」
經濟體會經歷不同循環及發展階段，如由重工業變成輕工業，再轉向為服務業，而每當經濟結構調整及社會轉型，經濟體所着重的經濟政策或經濟系統亦應迥然有異，「這個排名所帶來的壓力及不良現象，便是讓大眾覺得經濟體處於任何發展階段都應追隨有關指標。」他補充，指數或許構成誤導，但不能諉過於排名機構，畢竟機構沒有叫政府跟隨，但現實是，排名所帶來的壓力會導致某些經濟體出現不當的分配資源或政策取向。
理論上，如經濟體正值工業化階段，按照那些指標發展經濟，增長機會更高，鄧希煒舉例指，低關稅及低稅率能促進貿易，吸引外資，同時促進競爭，提升生產力，因此指標並非無用武之地，對尚處於工業化階段的經濟體有一定參考價值，但當不少經濟體早已去工業化或製造業自動化已成大勢所趨，導致出現剩餘勞動力，這時一面倒開放市場，未必是帶動經濟上升的良方，反而會令貧富差距、失業問題加劇，導致更多社會問題浮現。
自由市場及競爭能有效分配資源，而政府干預、貿易市場等限制造成浪費，阻礙經濟成長，儘管「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政策方向並非教條，但無可避免地被不少經濟體奉為圭臬。這些情況亦在香港社會應驗，政府一直以「自由經濟」為幌子，鼓吹低稅率、減少干預勞工市場等，不少保障市民的民生改革如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政策落實遙遙無期，商家坐大，香港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在稅後福利轉移後，堅尼系數亦達0.473。鄧希煒說：「『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制度方向是正確的—政府不需太多干預、減少中央決策⋯⋯但當經濟從基礎發展攀升，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是不是仍做小政府？如果你完全依據八十年代的指標，這是跟不上社會變化的。」
標準受意識形態左右
事實上，不同智庫來自不同背景，宗旨、意識形態甚至政黨傾向亦截然不同。如傳統基金會是美國保守派智庫之一，以促進自由企業、有限政府、個人自由、傳統美國價值及強大國防為組織理念，強調政策導向及倡議。除了編製指數外，傳統基金會還舉辦討論活動、出版民生經濟、外交等公共政策研究報告或論文，在共和黨中具有領導地位，不少共和黨政治人物皆出身傳統基金會。
傳統基金會的願景是建立一個自由、充滿機會、繁榮及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的美國，認為保留及更新美國建國的原則和思想，並保持政策與這些原則一致，才是實現願景的最有效方法，不會輕易改變這個形象和原則。
正因如此，它所提倡的理念與港府的主張不謀而合，這亦是香港多年來名列前茅的原因。儘管眾多智庫所提供的意見、倡議方針不一，但均以本地利益為最大前提，排名亦順利成章按其理念去編製，可是，這不代表應視之為權威。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撰寫《The End of Neo-liberalism?》一文，提醒新自由主義一直是為某些特殊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或會被選擇性加以利用。
「華盛頓共識」並非單純傳統的西方自由經濟理念，當中亦有從商業角度出發。鄧希煒提出，八十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等大國尚未開放自由貿易，西方宣揚「華盛頓共識」，除了是查找不足，亦是尋求利益，如發展中國家經改革開放後，自然便會與其他國家多了生意來往。
為何排名會出現？鄧希煒解釋，排名能影響政客以至全球政府，幫助美國將「華盛頓共識」散播全球，增加美國軟實力，當年「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政策如低稅率及開放貿易，大部份對推動經濟發展有幫助，但當社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這些因素是否能發揮相同的作用？多年過後，社會變化早已擺在眼前，不少經濟體包括香港在內，早已開放市場，亦不再以工業為主，甚至逐步「去工業化」，這種八十年代的工業指標已經不合時宜，甚至不能再視排名背後的理念為推動及引導經濟政策的方針。
每當排名揭盅，特區政府總會發稿回應，如在今年3月，傳統基金會發表報告後，政府發言人指雖然對排名下跌感失望，但歡迎基金會認同香港各項優勢，肯定香港是充滿動力、具高度競爭力及高度開放的環球金融中心。
除了歸咎反修例運動或影響香港在投資環境方面的得分，政府亦特別強調自由市場原則一直是香港制定政策的重要考量及香港經濟基石，「會致力維護固有的優良法治傳統和司法獨立，維持簡單的稅制及低稅率，提高公營部門效率，捍衞自由開放的貿易體制。」
而對於香港在WEF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升至第三位，政府表示歡迎，指排名在經濟穩定、基礎設施、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等範疇有競爭優勢，將會繼續擔當「促成者」及「推廣者」，充分發揮「政府對政府」的功能，為香港發掘更多商機，加強基建、人才等投資，為香港經濟長遠發展提供有利環境。政府顯然視之為香港傳統優勢，並加以鞏固。
「這些排名會相對觸動決策者的信心，尤其是經濟不好時，便會特別敏感。」
鄧希煒提醒，指數從投資者的角度出發，而非從大眾的角度入手，但在現實中，投資者不會盲目地參考排名而選擇投資地，他分析：「投資者能自行評估香港不同範疇，如營商風險及環境，除非經濟體排名出現大幅度改變，否則短時間內不會影響投資者的看法。」情況就如大學排名，學生或教授不會因排名的升跌而突然對大學改觀，但作為被評分的團體，介意排名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就是大眾有目共睹的「成績表」，「這些排名會相對觸動決策者的信心，尤其是經濟不好時，便會特別敏感。」但時移世易，如香港政府仍過分執迷排名，對經濟優勢念念不忘，卻忽略一些沉積已久的社會問題，民生未見改善，多高的排名也只是自欺欺人。
上文節錄自第23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28日）《新自由主義危機四伏 別被經濟排名牽着走》。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