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特朗普被數碼封殺　比「言論自由」更嚴重的問題

在美國科技巨頭關閉了美國總統的社交媒體賬戶後，特朗普發布聲明表示，他將「研究在不久的將來建立我們自己的平台的可能性」。鑑於目前美國對網絡平台的規管，被封殺的特朗普確實有可能乾脆建立自己的平台，繼續傳播自己的理念。
與其再次為言論自由而爭吵，美國人應該關注當前更大的問題：為什麼只有大型科技公司和像特朗普這樣有錢有勢的人士才能從互聯網的傳播力量中獲益？如何才能讓權力回到普通網民手中？

在美國國會山莊的騷亂之後的一周內，Facebook和Instagram宣布會暫停特朗普的賬戶，而Twitch、Snapchat和Twitter則更進一步嚴厲，直接關閉了特朗普的賬戶，剝奪了總統與數千萬粉絲的交流。於此之前，許多保守派用戶已經認為這些公司對特朗普有偏見，而決定轉而遷移到Parler，另一個因其極少的內容節制而聞名的另類社交平台。然而，1月10日，蘋果、亞馬遜和Google也採取措施，將該社交媒體應用和網站從其數字平台上踢出，迫使其暫停關閉，尋找替代服務。

最近的這些舉動不僅激怒了那些譴責攻擊言論自由的保守派聲音，也表明了當今的互聯網已經離其最初的自由和開放的理想有多遠。

互聯網的理想主義

互聯網早期時代是一個異常樂觀和理想主義的時代。互聯網先驅們對他們所創造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它的「基本開放性」（fundamental openness）。作為一個「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互聯網不是為任何特定用途而設計的。互聯網的共同創造者瑟夫（Vint Cerf）在2009年一篇題為《開放的互聯網》（The open Internet: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的文章表示，「互聯網的設計將網絡的權力和功能置於其邊緣，掌握在終端用戶手中」。網絡應用的用戶和生產者決定如何使用它們，而不是網絡本身，網絡對其傳輸的內容漠不關心。

確保網民在網上的自由是美國早期互聯網立法的動力。一部有25年歷史的名為《第230條》的立法被稱為「創造互聯網的二十六個字」，因為它是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時候通過的，它使互聯網公司能夠為所有新用戶提供平台，而不用擔心對他們發布的信息內容承擔法律責任。

然而今天，這個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爭議。政治右翼和左翼的聲音都批評第230條讓像Facebook這樣的大型科技公司逃避了對其引起仇恨言論、虛假信息和政治極化的責任。在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個月，因特朗普覺得被大科技公司避開了，撤銷第230條成為他的一個重點；同時，在報道顯示國會山騷亂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組織後，許多民主黨立法者呼籲重寫該條法律。

這樣的兩黨協議在今天的美國是罕見的，這也說明美國式的「自律互聯網」的失敗有多嚴重。早期的互聯網創始人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發明的「開放互聯網」會被用來侵害用戶的利益。尤其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社交媒體公司令人上癮的商業模式會導致網民共享現實的崩潰。

共同現實的崩潰

伴隨着通過互聯網把人們連接起來的能力，收集他們數據的能力也隨之而來，而且這些數據讓社交媒體平台對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利用他們的數據向廣告商和政客出其售影響力。然而，依靠收集儘可能多的數據和銷售儘可能多的廣告的商業模式，產生了重大的意外後果。

首先，為了讓人們在平台上花費更多時間，社交媒體公司學會了鼓勵那些能引發最強烈情緒反應的信息，即使這些信息是像仇恨或憤怒這樣的負面情緒。

其次，海量的數據使得互聯網公司可以通過其算法——考慮到用戶的瀏覽習慣、喜歡和不喜歡的東西、朋友和其他社交互動——來訂製單個用戶看到的信息。這導致了「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的現象：每個用戶都會看到自己在線的現實，而這個現實可以與下一個用戶完全不同。

專注於消費技術倫理的非營利組織「人文技術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負責人哈里斯（Tristan Harris）稱這個現象是「將共享的意義製造環境和共同關注撕碎成一系列微觀現實——30億個《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兩岸譯作《楚門的世界》)」。他在80000hours播音中指出，如今全球有38億活躍的社交媒體用戶，讓社交媒體公司的影響力相當於教宗的兩倍（目前世界上約有13億天主教徒）。

從這個大趨勢來看，特朗普的社交被關掉並不僅僅是左右之間的政治鬥爭，更是政客們越來越能夠顛倒黑白、指鹿為馬，而這種現象最早是由社交媒體公司的新商業模式促成的。

只要這些平台有動力為其用戶訂製不同的「過濾氣泡」，封殺特朗普只能是暫時的解決方案：它無法阻止撕裂美國的共同現實的崩潰。 根據美國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破碎共同現實已經成了「美國民主的最大威脅」。在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020年11月16日刊發的報道中，奧巴馬表示：「如果我們失去了分辨信息真假的能力，那麼根據定義，政治辯論失靈了，民主也失靈了。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我們正在陷入一場危機。」

問題是，美國對這個危機能做什麼？顯然，讓社交平台擅自決定什麼要發布、什麼要下架是不夠的——他們的基本商業模式就是造成現實分裂問題的首要原因。不過來解決這個問題，有一些互聯網的第一批創始人並沒有放棄，他們一直在研究新的工具，來對抗科技巨頭的力量和解決美國陷入的真相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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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理想主義來拯救美國？

社交媒體平台顯然需要改革，目前互聯網的權力集中在最有影響力的人和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然而，與歐洲的監管者不同，美國傳統上對言論自由的重視和對政府監督的懷疑，使得政治人士很難推動更嚴厲的科技立法。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互聯網早期的理想主義或許仍能為美國提供走出這一僵局的途徑。有些人認為，透過鼓勵互聯網更加開放、自由，就有可能抵消大科技公司的過度影響。

「萬維網之父」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認為，太多個人數據集中在科技巨頭手中，不但沒有鼓勵網上的自由討論和創意，反而使他們成為監視平台和創新的「守門人」。他提出，互聯網的問題不能歸咎於一個政府或一個公司，相反，互聯網需要的是更多的創新和自由。

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pods」。Pods是個人在線數據庫，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pod存儲自己的個人數據，比如瀏覽歷史、購買的產品、聽過的音樂等等。而且用戶可以通過安全的連結，決定與哪些公司或政府服務機構分享他們的數據，以及分享哪些特定的數據。譬如，這個連結可以用來處理銀行貸款或傳遞個性化的廣告。

伯納斯-李的願景是將個人數據重新回到生產和擁有這些數據的人手中。這將為一個新的「中間軟件」（middleware）市場提供空間，這種軟件位於用戶和社交媒體平台之間，允許用戶選擇他們想要從社交平台上接收和分享哪些信息。這將取消社交媒體對輿論的過大影響。

這種形式的數據處理方式明顯與大科技公司目前的「收割和囤積」模式背道而馳，但在社會的齊心推動和施壓之下，大公司們仍然可能會對此讓步。

在過去的兩年裏，Google、Facebook、蘋果、微軟和Twitter已經同意合作開展一個由上述技術驅動的「數據傳輸項目」（Data Transfer Project）。這個開源項目的目的是讓數據從一個平台轉移到另一個平台變得更容易，而如果這一項目最終實現，將使新的中間軟件公司能夠提供更好共享和保護用戶數據的方式，從而重新平衡目前個人和科技巨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情況。

隨着最近對美國國會的攻擊，伯納斯-李的願景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美國《外交》雙月刊2021年1、2月號的文章中，美國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國杜克大學法學教授里奇曼（Barak Richman）等學者表示了他們對這一想法的支持，特別是由於它尊重美國人對刻在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的重視。

在文章中，他們宣稱：「在第一修正案設想的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中，是競爭，而不是監管， 保護公共話語權。然而，在大型平台放大、壓制和鎖定政治信息的世界裏，這個市場就會崩潰了。中間軟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它可以將這種權力從技術平台上奪走，而不是交給單一的政府監管機構，而是交給一群新的競爭性公司，讓用戶可以訂製自己的在線體驗。這種方法不會阻止仇恨言論或陰謀論的流傳，但會以一種更符合第一修正案初衷的方式限制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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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在為自己的科技巨頭對社會和政治的左右而苦惱時，其言論自由和自由市場傳統能否提供一條出路？美國政治模式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要麼成功重塑自己，要麼因自己的過激行為跪倒在地。

而這遠遠已不僅是美國的問題。全球各地，人們都已經愈發意識到科技企業強大而不受限制的病態現況，意識到需要對其加以限制和監督。終了，最近所發生的事正在打破很多人的舊有認知，也即「公權力需要受到輿論的監督」。事實上，需要受到監督和限制的並非公權力，而是「過大的權力」。如今在西方世界，在諸多特定問題上，這「過大的權力」已經並非公權力，而是掌控數據和信息渠道的平台和媒體。

如何令所有人更清晰地認清事態本質，如何意識到改進的方向，如何為正確的改進方式爭取社會支持，都已經到了等無可等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