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人靠年金生活無憂？一類人飽受白眼　辛勤打工仍不夠交房租

《時薪一直都是最底薪，這是我的錯嗎？我尋問了國會議員》——和田靜香在疫情期間出版了這本「標題超長」的書，並因此受到廣泛關注。到了50多歲，她的女性主義意識覺醒才「姍姍來遲」。我們就中老年獨居女性生存困境的背景，對她進行了採訪。

年過半百，陷入人生低谷

和田靜香長年從事音樂撰稿工作。疫情期間，年過半百的她陷入了人生中最嚴重的經濟困境，從而對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她說，其實上了40歲以後，謀生就已經開始變得艱難了。

年輕時，我靠寫作糊口。而40歲之後，工作量驟減，我不得不開始靠打工維持生計。我在便利店、麵包店、超市、餐廳、飯團店等都打過工，大多都是餐飲業。

50多歲才意識到日本社會對女性的嚴重歧視　點圖放大了解更多：

打工的時薪永遠是最底薪。例如，2008年，44歲的和田在便利店打工的時薪是850日圓（約47港元）。做了3年後，她辭職了。但店裏招人替她的時候，時薪就變成了900日圓（約50港元）：

為甚麼我在的時候不給我漲薪？當時我特別生氣。

那時，她的年收入只有150萬日圓（約8萬港元）左右，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我一直以為這一切都是自己的責任。為甚麼自己選擇了這樣的人生？我對自己充滿了憤怒和悲傷。在這個社會，（女性）結婚生子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我是不想結婚，但至少當時應該去找一份正式工作啊！對此，我曾無比後悔。

到了2020年，疫情暴發，和田被自己打工的地方解僱，失去了「依靠」。55歲，她的人生跌到了谷底。

直接向國會議員發問

疫情對弱勢群體，尤其是女性造成了直接衝擊。大量非正職員工遭解僱或不予續約，其中女性的比例約是男性的1.8倍。

老了之後怎麼辦？未來充滿不確定性，這真的完全是「自己的責任」嗎？這樣的想法讓和田飽受折磨。就在那時，她偶然看了一部紀錄片——《為甚麼你當不上首相？》（2020年上映）。該片向觀眾呈現了眾議院議員小川淳也（現立憲民主黨幹事長）長達17年的政治生涯。和田被這位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掙扎的政治家深深打動，產生了直接向他表達自己憂心未來的想法。

「我想和小川先生一起，出版一本能幫我答疑解惑的政治類圖書。」和田勇敢地將之付諸了行動。她的熱情打動了對方，兩人進行了多輪對談。話題涉及低生育率、老齡化、貧富差距、稅收、社會保障等，和田直率地問，小川耐心地答。有時，和田發現小川的回答無法讓自己信服，便提出異議或深入追問。最後，和田把兩人交流的過程整理成書，讓讀者身臨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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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問題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透過兩人的對談，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中老年獨居女性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例如，對於和田來說，住屋問題關乎生死。儘管日本政府有支持自有住屋的政策，比如對新建住宅實行稅收優惠等，但福利政策層面的住屋保障問題一直沒有受到重視。這讓和田深感震驚。「上了40歲，我就付不起之前一直住的公寓的房租了。於是我開始去便利店打工。但兩年後我還是不得不搬走。從那時起，我一直在尋找租金便宜的房子，不停地搬家。在不動產公司，我開始遭到無情的估價，『自由業？單身？這個年紀，（租房）難喔』。」

想到未來可能連房子都租不到了，我甚至萌生出「乾脆早點死了算了」的念頭。我想中老年獨居女性都面臨類似的處境。

女性非正職員工大多屬於「就業冰河期世代」。

男性的話，哪怕一開始是非正職，後來轉正職的也大有人在。但對於女性來說，一旦成為非正職，就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轉正職。

「日本的養老金制度由國民年金（基礎養老金）和上班族、公務員享有的厚生年金這兩部分構成。對於自由業者和非正職員工來說，即使連續40年如期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2024年度月繳16980日圓，約938港元），退休後每個月也只能領到約65000日圓（約3589港元）養老金。到那時，假設房租是70000日圓（約3865港元），光這一項就已經入不敷出，走投無路了。」

「公營住宅房租低廉，如果住得進去或許能勉強度日。儘管現在獨居的人越來越多，絕大多數公營住宅卻還都是面向家庭的。房源少，中簽率低。東京都營住宅面向單身人士的房源須年滿60歲才能申請，我現在連入住的資格都沒有。中老年單身人士很難在房屋租賃市場上租到房子，希望政府能增加一些讓我們可以安心住到終老的公營住宅。」

比「年收入門檻」更重要的問題

自2024年10月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之後，政策討論的焦點一直是重新劃定繳納所得稅和社會保障費的「年收入門檻」問題。在現行制度下，比如上班族和公務員的配偶（第3號被保險人），只要兼職或打工的年收入不超過130萬日圓（約7萬港元）就無需繳納保費，一樣能享受基礎養老金。一旦年收入超過這個數字，就需要繳納保費，進而導致到手收入減少，因此許多人選擇控制工作量以避免收入過線。

「大家的日子過得都不寬裕，所以相比20年、30年後的養老金，眼前到手的可支配收入更重要，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請大家細想，第3號被保險人制度實際上將女性束縛在了低薪、輔助性的工作單位上，它是性別角色分工的支持者。」

對於我們這些不靠丈夫扶養自己的女性來說，這個「門檻」沒有任何意義，反而還導致女性群體分裂。因為從中獲益的家庭主婦被其以外的女性視為「佔到了便宜」。

「我認為，無論男女，所有勞動者都應當按其勞動所得繳納相匹配的稅金和養老保險費。而政府應當積極地探討提高基礎養老金的問題。在說甚麼『年收入門檻』之前，花時間好好重整社會保障體系更有必要，政治家們卻回避這個問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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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需要更多女性政治家！

和田說，她直到50多歲才終於對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感到憤怒。「回想起來，我年輕時在無意識中接受了對女性的歧視，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助長過這種歧視。」

1985年，也就是《男女就業機會平等法》頒佈那一年，20歲的和田成為音樂評論家湯川Rei子的助理。湯川女士被奉為「兼顧事業與家庭的女性榜樣」，媒體的採訪邀約接連不斷。當時，和田卻忿忿不平，認為湯川女士一邊把家務和育兒交給家政人員和保姆，一邊「扮演理想女性」。

我一度很生氣，連家庭都照顧不好，還談甚麼事業？如今我終於理解了湯川女士的壓力，因為她無法指望丈夫分擔一星半點。

27歲時，和田成為自由撰稿人。起初，她夢想着能寫一些關於自己喜歡的音樂類文章，認為那是一件讓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隨著年齡的成長，她意識到了音樂行業對女性的歧視。「像湯川女士，還有日本首位採訪披頭四（The Beatles）的記者星加Rumi子，女性為歐美搖滾樂和流行音樂的振興貢獻了很大的力量，功績卻未曾得到認可。女性撰稿人總是被貼上『膚淺』的標籤，得不到公正的評價。」她還聽說男女撰稿人的稿費有差別，年紀越大工作的機會就越少。

和田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

女性只要活着就時不時被人「踩上一腳」。「踩」的人和「被踩」的人看到的世界應當是不同的。

重整社會保障體系，提高最低薪資（2024年10月日本全國平均最低薪資為1055日圓，約58港元），為中老年女性提供就業援助和住屋保障。若想讓這些能保障獨居女性安心過晚年的政策落地，就需要更多女性政治家。而目前，日本國會中女性議員人數僅佔19%，這與男女數量均等相去甚遠。如何才能增加女性政治家的人數呢？

為此，和田採訪了日本首個實現性別均等的議會——神奈川縣大磯町議會。20多年來，大磯町議會一直堅持男女議員人數均等。在這裡，她聽到了各類女性的聲音，學到了透過居民運動、消費者運動來建設更好社區的重要性。她把這些經驗整理成文，於2023年出版了《50多歲才知道女性主義的我，為了安心地過好獨居生活而思考身邊的政治》（左右社）。

彌合女性群體的裂縫

目前，和田正在撰寫關於中老年獨居女性的系列採訪報道，並在月刊專欄連載。其中一名受訪者因工作與照顧母親的雙重壓力而身心俱疲，最終患上抑鬱症而退休；另一名受訪者雖為專職人員，卻是處境極不穩定的非正職公務員；還有一名是68歲的音樂撰稿人，靠上夜班等工作勉強度日。這些女性，無一不面臨著嚴峻的現實，為了活着拼盡全力。

就我自己而言，依然看不到未來，每天都活在焦慮中。也許有一天還得再去打零工。我現在還是會經常拿起車站和便利店裏放着的免費求職雜誌，查看招聘廣告。

要在男性主導的政界實現性別均等，道阻且長，不容樂觀，但她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先讓更多女性團結在一起。「如果對我的文章產生了共鳴，那就團結起來吧——我寫作的時候總是懷著這樣的心情。正如第3號被保險人制度反映出來的那樣，女性群體很容易被分裂。如果我們不能團結起來、共同發聲，就無法消除各種歧視現象，也無法產生更多女性政治家。所以，我想先努力彌合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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