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國家|如何從抗拒到接納

撰文:郝子雨
出版:更新:

若說港人對西方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那麼,對內地則是不假思索的抗拒。在內地經濟文化水平遠遠落後於香港時,港人對內地的態度多為「看不起」。然而,隨着兩地矛盾日益激化,港人不再只是「俯視」內地,而是如黃裕舜所言,許多港人對國家產生了「非理智的恐懼」。這從此次疫情中的「恐中」情緒可見一斑,但凡與中國有關的措施、儀器或人員都在社會掀起「腥風血雨」。港人對內地抗拒、恐懼的情緒究竟從何而來?
「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三

系列文章:

香港看世界|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

香港看西方|一場鏡花水月的幻想

「雙標」態度源於「信仰」

近年,香港與內地的年輕人似乎愈發水火不容。在香港,內地的狂熱愛國人士被揶揄為無腦的「五毛」、「小粉紅」;在內地,打着「自由民主」旗號排拒內地的港青則被詬病為「廢青」、「叛臣賊子」。不止如此,雙方對中美的看法亦南轅北轍。黃裕舜將這些容不得對方聲音的年輕人分為三類群體,進行比較。

第一類群體是兩地的「海歸派」人士。黃裕舜發現,質疑「民主有什麼好」、發表最強硬、最鮮明觀點的,往往是在國外受高等教育、事業有成的內地「海歸」。他沒有將這些人歸結為「被洗腦」,而是認為他們經歷了國家從不自信到自信的過程,海外經歷亦將他們的「愛國」變成本能,令他們感到自身經歷與國家歷史發展交織。而這樣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是海歸派港人所沒有的,他們有的只是對西方虛無縹緲的、 或對自由主義近乎瘋狂的追求。

第二類群體則是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他認為,在內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或許對西方價值懷有浪漫憧憬,但多數會持觀望態度。而受本土教育的港人,在煽動性言論或煽動性政治家的挑撥下往往會被推到對立面上,他們對中央非常不信任,在此基礎上衍生排華情緒,也就是民心未回歸的「後遺症」。

近年,香港與內地的年輕人似乎愈發水火不容。(資料圖片)

香港「恐中」情緒瀰漫,一部份源於文革時期有部份人逃難來港的歷史原因,其後代對內地會產生天然的、根本的不信任;另一部份則因為近年的社會運動。黃裕舜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列為第三類群體:「本來,這些香港青年已漸漸覺得內地的生活也不錯,放假會去深圳喝喜茶、打邊爐,看的綜藝節目可能是《中國好聲音》。兩地文化本已慢慢融合,但由於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不少人與內地的心理距離愈來愈遠。反之,在內地未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眼中,是國家給了他們一切。」

由此可見,作為兩地社會發展主要力量的年輕群體,無論有何學歷和經歷,對中國與西方國家都有不同理由的「盲目」,且不想聆聽對面的聲音。曾任香港環境局副局長的民權黨(現已解散)創辦人兼前主席陸恭蕙認為,應放下固執的預判,了解後再談看法。「我任政府官員時,曾見過許多內地官員。常說中國不願承認自己的問題,但反而是這些官員談中國的問題談得最多。他們經常會分享這些問題及解決方案,所以我並不覺得中國人會否認問題(的存在),他們只是有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香港與內地年輕人對中國和美國的判斷出現嚴重分歧,而這樣的分歧與不同程度的盲目,正是抗拒與恐懼情緒的來源。當「我們不要內地那一套」成為了抗拒的話語標誌,就要理性分析,拷問自己「為什麼」。

香港「恐中」情緒瀰漫,一部份源於文革時期有部份人逃難來港的歷史原因,其後代對內地會產生天然的、根本的不信任。(資料圖片)

無謂的恐懼最可怕

在陸恭蕙看來,恐懼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無謂對錯,但求多一步思考。「你可能會說:『我真的不喜歡內地。』那麼你問問自己:為什麼?若不接受北京的主權,但現實就是如此。況且,在北京看來,你可以內心不接受,但不要來煩我。」她笑言,但馬上嚴肅起來,「你也可以說不喜歡中國的一些政策,那就拿出來討論。我們沒辦法幫每個人回答這樣的問題,所以大家都需要問自己。」她進一步解釋,港人認為內地的價值觀中沒有他們所追求的人權,故懼怕自由受損,希望用普選保護自己—自己選出的領導人定會在北京面前保護香港。但在北京眼中,普選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如內地政府並非普選產生,但仍能幫人民提高生活質素,能「交到功課」,這便是「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在她看來,兩套看法並無對錯高下,但香港人追求民主已變成絕對「追求」。「我們沒得到普選,就會一直覺得北京始終欠我。民主不再是一個過程,而成為了一個目的,得不到誓不罷休。」

黃裕舜認為,除了本身已有的抗拒,還有一些被政客製造的恐懼。他舉例,如此次抗疫過程中,反對檢測、國產疫苗等事件頻發,當中一定包含多年來人們對國家的誤解與偏見,而一些政客刻意製造並放大這種心理,將其煽風點火為「懼怕心理」。他指出:「過去一年中,許多政客都在拼命找自己的生存空間,無論泛民還是建制,香港所有政客都要出來刷存在感、曝光率,從而爭取更大的話語權。然而,對於市民來說,政治恐懼便由此而來。」

在北京眼中,普選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如內地政府並非普選產生,但仍能幫人民提高生活質素。(資料圖片)

不必作出絕對判斷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中提及中美關係,他認為,在過去近四十年的中美關係中,有着「無意識的融合」—中國向美國出口低附加值產品,美國則賣高科技產品給中國,而在此過程中,美國並不在意中國是專制還是自由,世界的穩定發展也得益於兩國友好關係。但後來,中國的高科技得到了發展,並試圖將華為等產品賣給美國時,美方便警惕起來,而此時,價值觀的差異便會突顯出來。也就是說,中美現階段正經歷着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衝突,而「戰場」則是整個世界。

黃裕舜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價值觀,都只是價值觀而已,而價值觀本質上並無對錯之分,人類應該遵守的一些界線或道德規範是存在於多元文化之外的。不論以君主、賢能、威權還是功利主義等來管治國家,都只是管治的形式。身處哪一種管治之中並非問題所在,有無思考、反思,辯證看待不同價值觀的能力才是關鍵。也就是說,將兩套邏輯、價值觀割裂的不是它們本身,而是人。在中美關係中,儘管制度、意識形態不同,但期待的結果卻殊途同歸—令人民不受戰火之苦,在互利互惠下共同發展,所以儘管陷入僵局,雙方仍會不斷尋找合作機會。既然如此,香港何必故步自封,為自己貼上標籤並自困其中?

作為早期的民主派,陸恭蕙直言,自己成長的過程中吃的就是西方民主自由這一套,並相信這是最理想的。「政府最好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這套理論對我們而言已入心入肺。因為早在我父親的時代,大人們就將美國視為理想之地。」但如今,美國的內政弊端和社會問題逐漸暴露,是否就應轉變自己的信念?

陸恭蕙對國安法的看法是,「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應是『言論自由』這麼簡單。」(資料圖片)

然而,她從不用「絕對」的對錯、善惡去看待世界,她舉例道:「彭定康做的事都是絕對正確的嗎?美國去打中東也是對的嗎?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是錯的嗎?中國要與世界平等對話是錯嗎?⋯⋯我的意思是,這些是複雜的問題。在政治中,絕對的事情是極少的。香港人不必馬上作出最後判斷,判定哪個好、哪個壞,因為這不能幫助我們。」

正如陸恭蕙所言,絕對的判斷之於香港,是沒有意義及好處的。「與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制度的完善,需要經歷不斷嘗試、修改。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北京的意見。」她分析道。然而,北京的意見與聲音是令港人感到恐懼的—從《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過程中的風聲鶴唳,到加辣版《港區國安法》的落實,都令港人不寒而慄。陸恭蕙表示,這是因為港人從不習慣思考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分裂國家」等問題,因為在他們眼中,這是言論自由。但需要承認的是,言論自由的範圍有着不可以踰越的紅線,「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應是『言論自由』這麼簡單。」

無論是對西方的癡迷,還是對中國的抗拒,皆因自身根深蒂固的邏輯與觀念。對此,陸恭蕙表示,將之前所信的東西放下固然很困難,但反思是人類獨特的能力,首先要問問自己,緣何抗拒、懼怕?然而再去直面、解決。

上文節錄自第26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9日)《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香港看國家 如何從抗拒到接納》。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61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封面報道】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

虐兒案頻發背後 香港兒童欠缺「保護網」

監管「靴子落地」之後 螞蟻估值「折上折」

後疫情時代 從在家工作到混合辦公

中國獨立設計師的春天 上海時裝周:本土時裝大潮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