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對談．下｜落地生根 我也是「香港人」
《香港01》邀請「香港新方向」創始人及執委劉暢、會計及金融服務業召集人溫凡、教育專業召集人燕妮進行對談，討論如何實現從香港社會的「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身份轉變。
劉暢談到，初來香港時也曾因身處異鄉而嘗盡漂泊無依之感，在與港人的相處中找到溫暖，從而對港有了家的感覺。燕妮回憶起學生時代老師同學的善意，沖淡了她初來乍到的不適與彷徨。溫凡則說：「我來到這裡，就是這裡的人。」
此為「漂在香港」系列報道四之四
香港01：你們都提到在適應過程中體會到的艱難。具體到生活層面，面臨了哪些問題呢？
燕妮：在讀書的時候，我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規劃，因此畢業後很迷惘，甚至不知道大學裏學的東西有什麼用。學金融、讀商科的同學因為專業性較強，很清晰自己未來的職業路向，畢業後就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但對文科生來講，我們學習的主要是一些思考層面的東西，這在職業層面能夠起到什麼作用？我們心裏都不清楚。因此，怎麼在香港發展，成為我面對的非常具體的問題。
溫凡：香港就是這樣的經濟結構，大部份工作崗位都集中在四大行業—金融服務業、旅遊業、貿易及物流業與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但這是否代表只有學這些專業的人才能進來？我認為門檻沒有那麼高，因為行業對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燕妮：我同意溫先生的觀點—專業會否限制畢業生選擇職業的方向呢？其實我後來的職業發展也是從自身的經歷而來。我認為，學校教育對於學生的就業和職業規劃方面是不足夠的。有鑑於我自身的經驗，職業培訓顯得非常重要，因此，我從事了職業培訓行業。
劉暢：找工作其實不僅是「港漂」面對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社會在面臨的難題—這背後反映了香港產業單一，這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一部份。目前很多創業公司—包括我自己，都在思考怎麼把產業的蛋糕做大。這個問題需要政府及整個行業去配合、去思考出路，絕非「港漂」或者香港的年輕人自己能夠解決的。
現在香港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儘管就業率本身很高，但年齡層愈低，失業率愈高，也就是愈是年輕愈難在社會上找到工作，許多年輕人面臨失業和貧窮問題。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卻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給年輕血液。
養兒育女顧慮升學教育 與港人同關注社區支援
香港01：所以我們看到，「港漂」和香港本地青年其實都在面臨香港深層次矛盾引發的種種問題。
劉暢：沒錯，不僅是青年就業方面。有了小朋友，更關注香港的醫療、教育問題，要規劃孩子去那裏讀書、為什麼去這間學校，要花多少錢、給多少學費。人生軌迹發生變化就會接觸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也會面臨社會存在的問題。比如我會發現，香港很少全日制的託兒機構，一個地區只有一百多個全日制託兒的名額。其次是幼稚園，理論上幼稚園是為了「解放」父母，因此應該是全日制，這是一個正常的邏輯。但香港的全日制幼稚園數量嚴重不足。
接下來從小學教育開始，有私立、公立之分。如果你要去公立學校，還存在一個所謂的「細緻的問題」。比如學校這學期有100個名額給小一學生抽籤，如果孩子有親朋好友在這間學校讀書、工作、甚至是董事，那麼他可以直接去讀書。假如100個名額裏有60多個孩子靠世襲入讀，實際抽籤的只有30個。這是不是不公平的地方？
這就很矛盾：香港政府一直鼓勵生育，但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父母都要上班，那怎麼辦？只能去請傭人—這對家庭來說也是經濟壓力，那麼生育的慾望自然會下降。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會遇到不同問題，遇到問題才會去關注各種議題，才會意識到這個社會有時候無法提供應有的幫助。大到子女的教育、稅務、醫療等問題，小到我們家後山有猴子跑下來偷吃垃圾等，我們都會去想辦法解決。這其實就是我們關心社會、和社會互動的一個過程。
換句話說，你要落地的生活，才能意識到有什麼樣的問題，才會希望它變得更好。有了這種願望，你就會成為這裏的一份子。
改變肯定有，首先是少了很多「黃」的朋友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社會運動）這件事 為我們提供了政治上覺醒的機會 我們對國家、香港的政治出路等 問題的關注度會提高
香港01：2019年的社會運動對很多「港漂」來說，是人生選擇上的一個轉折點。對大家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溫凡：改變肯定有，首先是少了很多「黃」的朋友。但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件事為我們提供了政治上覺醒的機會。以前可能大家不太會思考這些問題，但在這件事之後，我們對國家、香港的政治出路等問題的關注度會提高。
當時中環有一個人去買外賣的時候被打，這個人是我的朋友。發生這樣的事，我就會思考為什麼？香港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嗎？為什麼這些矛盾會積累到現在的地步？我們該怎麼做？所以我會更想了解社會為什麼變成這樣？有沒有辦法解決？了解得愈多，就愈想做點什麼，因此產生了對這個地方的責任感。
燕妮：我最深切的感受是，無論香港還是內地，彼此之間的誤解非常深，才造成這麼大的衝突，當時覺得很心痛。所以我會想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兩邊了解對方真實的一面？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比如闡述更多中立的意見、彌合雙方的矛盾等。最初只是一些思考，後來漸漸落實到行動。
對於我們來說，可能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是認識到自己對這個社會的責任。2019年對「港漂」來說，部份人會感受到撕裂帶來的衝擊，感受到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許他們會選擇回去，但留下來的人會意識到，這可能是我們需要作出改變的時候。
劉暢：就好像《香港01》的口號「是時候改變了」。不管你的政治立場如何，任何人都會有一種強烈的無力感：這個社會發生的事情已經超出了你的理解，使你感到不安、迷惘。然後，你就會坐下來思考：為什麼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已經到了這麼激烈的程度？對此，我能做些什麼？
我們心中的香港還是那個多元、包容、尊重法治的社會，這是我們喜歡香港的原因。只不過現在這裏出現了問題，那麼我們就應該思考如何去解決。我認為，無論是什麼陣營，都應該在解決問題時達成共識，比如教育、醫療、房屋、養老、青年，這些問題是不分陣營的。大家應該撇開對立的焦點，坐下來討論香港未來到底要怎麼做、這些問題怎麼解決。
其實這也是「香港新方向」成立的初衷，我們想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讓大家看到有人願意腳踏實地做事，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
溫凡：如果人總是讓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去生活，就無法對這個地方產生家的感覺。我認為要轉換一下心態，只要你來了香港，你就是香港人，就是這個社會的持份者。作為持份者，你有表達的權利，有發聲的權利—當然，表達需建立在理性認識和討論的基礎上，在大的社會議題或小的民生建設上闡述你的觀點。
香港01：作為「港漂」，其實各位最了解「港漂」的需要。在你們看來，哪些事是政府力所能及、能夠留住「港漂」人才的事呢？
劉暢：其一，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制定一套人才政策—不僅僅是對「港漂」，而是面向全球的人才。對人才到底採取怎樣的態度，政府應該有清晰的指引。比如，要把握高新技術人才，政府就應該促進這方面的產業發展、提供支援。其二，政府對產業政策也應該有清晰的論述。也即是說，發展產業並非僅僅為了留住某些人才，而是對香港經濟體未來的發展有一個整全的規劃，這樣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專才。
燕妮：我們看到內地許多城市的人才政策都會考慮到居住問題，提供青年公寓、廉租房之類的居所。對於「港漂」而言，住房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也是全香港市民都在承受的。如果能在住房問題上提供一些幫助，我認為對於「港漂」來說，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生存狀態上，都能緩解很大的壓力。
溫凡：香港的政策制定者在考慮香港的公共政策的時候，需要把「港漂」的需求考慮進去—比如我們寫文章提到的探親簽證等問題。「港漂」群體已經達到幾十萬人，只有把這些人的需求放到政府制定政策的框架中去，才能讓他們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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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69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15日）《與港漂對話：我也是香港人》。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