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認識．六｜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所有改革的起點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借《港區國安法》頒布一周年活動的機會，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來最詳盡的說明和要求。《香港01》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號召香港實施改革，香港社會若轉換一下思維去解讀，相信會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連續刊出，從十個方面分享對夏寶龍講話的認識，思考香港面對的挑戰。本文為第六篇。
假設香港社會已經建立改革的共識，那麼誰是領導改革的責任人？答案自然是香港政府。這樣的答案恐怕讓許多香港人感到難如登天，因為大家認定政府將無所作為，無法期待它具備改革的意識和能力。這樣的答案讓人沮喪，卻是不爭的事實。
曾經被讚譽為最有效率的香港公務員團隊，為什麼現在會淪落至此，這或許是大家有興趣討論的議題，但市民真正關心的必然是如何恢復他們的戰鬥力，因為市民的福祉與它息息相關。如果改革要成功，香港政府必須洗心革面，積極有為，否則，任何倡議都是紙上談兵。
港人治港不只是換「港督」
香港政府官員的「打份工」態度並不是沒有社會基礎的，甚至可以說只是香港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香港社會對回歸缺乏任何想像和應有的政治認識，以為只要「蕭規曹隨」，與內地保持「井水不犯河水」，「港人治港」就大功告成，公務員有同樣認知亦見怪不怪。港英政府遺留的治理體系當然有好有壞，如果我們好的學不到、壞的都學會，任何優勢都會變得毫無意義。
不少人以為「港人治港」就是換個香港人做「港督」。現實是，一些曾經被輿論捧上天的老牌公務員對如何管治香港感到水土不服，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既看不見自己曾經服務的港英制度有什麼缺陷，更認識不了「一國兩制」的港人治港是什麼意思。回歸後首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是一例，她「被請辭」之後甚至轉型為民主導師，以為只要舉起大旗就可以號令天下。她最終還是比較醒目，知道急流勇退，但也反映了高級公務員在回歸前後對權力的諸多幻想。這種狡猾與能耐是否一直隱藏在公務員團隊中，甚至反映了香港社會如何為功利主義和政治投機提供了土壤？只要我們深刻反思回歸後不少政客的作為，怎能不懷疑如果「港人治港」由他們來負責，後果不堪設想？
夏寶龍最近對香港管治者提出了五項要求，他們是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為民眾辦實事」、「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履職盡責」。這是何等直率的大白話。根據這五項要求，治港者們必是立場堅定、有擔當作為、為民愛民、有感召力、有責任心的愛國者。有趣的是，各個不同政見群體與輿論異口同聲認為香港找不到這種人，政府官員更不敢對號入座，深陷撕裂的香港社會竟然在如此重大判斷上還有一些共識。
經歷過如此多挫折，沮喪的香港人懂得跟自己開個玩笑是好事。香港政府和管治者難以得到市民信任，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一個偌大的香港還不至於缺乏管治人才，只不過官員們有太長時間被極度惡化的治理環境嚇怕了，不願意「鬥爭」，甚至逃避現實、尸位素餐。一直站在場邊靜觀其變的人將官場視為「熱廚房」完全可以理解，管治團隊既然被視為難以承擔治理重任的敗軍，其他人只能夠敬而遠之。任何人要抵擋意識形態的擾襲，必然要有很大勇氣和判斷力才不至於被湮滅，又怎會熱衷於加入？但那是中央出手整治衝突局面之前，中央既已決心建立議會和官場新規矩，必然會有新景象，希望會有更多人願意參與到改革中。
向中共學習「解放思想」
中共十八大之前，沒有人相信中國官場的腐敗能夠被制止，後來的變化證明事實並非如此。當美國政府對華發起貿易和科技戰，不少人也憂慮中國經濟會止步於此，結果是中國輕鬆應對。更遠一些的觀察，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與今天實在是兩個世界，為什麼同一個執政黨能夠出現如此大的變化，這是世紀之問。如果一定要給直率的答案，當然是改革，但更具針對性的回答是，中國政府找到了在改革中承擔的領導角色。領導是指整個社會的動員，它包括為各個改革環節提供服務與保障。要知道，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在經濟領域既有成功、也有失敗經驗，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它強調解放思想，就是意識到自己曾經的不足，要在過往的錯誤上找到改革的新認識、新方法。香港政府應該學習中共的經驗，這些經驗與理論總結對香港有現實參考價值。
任何一個政府，只要用心用力，社會治理都不應該有太大困難，真的要成為一個失敗政府也並不容易。現實是，無論是選舉制還是其他制度產生的政府，過於將注意力放在政治博弈和權力爭奪中，而不是專注於服務人民，提升治理，結果必然是失敗。中國的成功立足於它的政府擺脫了政治鬥爭的糾纏，專注於服務人民，專注於治理。香港政府是行政主導，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鬥爭的空間，本就應該專注於社會治理，為市民謀福祉，但現在並非如此，真可以說是庸人自擾。只要社會真心實意認識香港深層次矛盾之所在，下定決心徹底推動改革，情況還是可以扭轉的。
香港政府管治團隊整體是專業的，但無論如何專業，必然受領導者的視野和制度的約束。一個有經驗的管理者必然知道，制度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往往變成制約發展的障礙，制度變革不是純粹為了尋找最優方案，而是根據時代的演進，提供解決當下困難的有效方法。制度不是宗教，更不是一本天書讀到老，而是根據客觀環境變化不斷進行制度適配，讓眾多參與者對客觀環境保持統一認識，解決當下大家面對的困難。一旦專業人士都教條地跟隨制度，制度只會愈發僵化，專業人士變成制度的僕人，毫無專業可言。
如果官員們是真正的專業人士，就必須重奪對制度的主導權，成為制度的主人，邊利用制度、邊改變制度，這才是對制度的科學認識。很可惜，香港公務員被告知必須跟隨制度，但意識不到自己是制度的主人，如果制度無法解決困難，有可能是因為制度過時，應該糾正。對制度進行糾正與違反制度是兩回事，社會並非要求公務員隨意挑戰制度，但公務員團隊亦應該注意到制度同樣需要發展，與管治團隊一起與時俱進。
領導者有決心是起點
任何改革必然依賴領導者認識到身處的局面，認識到不實施改革就無法將自己和領導的群體從困局中解放出來。當然，改革的認識絕對不會由天而降，它必須是源於領導者對局面感到焦慮，意識到現有制度無法滿足社會大眾的要求。如果你關心某個群體，譬如自己的家人或朋友，當你意識到他們身處嚴峻局面，顯然會想盡辦法施以援手。相反，假若你意識不到局面之嚴峻，就算你關心，亦不會有推動改革的想像。至少到今天，作為香港社會領導者的香港政府還沒有確立必須改革的決心。一方面是香港社會對局面是否如此嚴峻缺乏共識，另一方面官員們對社會的共有價值缺乏思考，那就難以承擔引領改革的任務，更想像不到改革會將香港帶到什麼地方。
香港政府必須認識變化的必然性，而且要將變化的認識聚焦到改革的路徑上。只有當香港社會和政府都認識到必須徹底改革，改革才能成功。當然，改革過程中必然有可能犯錯，市民必須給予官員們犯錯的空間，只要錯誤能夠及時糾正，不斷更新改革的方式和手段，在過程中不斷提升治理能力，不斷優化新的治理體系，香港的問題不至於太難解決。事實上，香港本身財政充裕，背靠內地龐大和堅實的經濟實力，中央政府具備豐富的改革經驗，治理能力堪稱世界一流，而香港的法治水平和市民質素應該是極具競爭力的，只要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認識到世界在變、香港要變的事實，必然會找到改革的有效路徑。
改革要成功必然需要付出代價，改革本身就是要促使現有結構發生變化，繼而觸動既有結構所支撐群體的利益，阻力是必然的，甚至是來自最有權勢的階層，中國改革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改革是由中共領導的事實。這就是為什麼香港的改革必須是建立在官員的自我革命之後，沒有這個前奏，改革只會轉變為市民「革」官員的「命」，這是沒有人願意看見的。要避免情況發生，中央政府應該先下手為強，親自督促香港官員和精英們認識改革的必要性，要讓他們領導改革，這樣改革才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