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房屋、出路——港深人才吸納措施大不同

同樣要海納各地人才，但香港和深圳的策略與成效大相徑庭。深圳已連續多年成為內地最多人口淨流入的城市之一，而人才所帶來的改變和經濟效益，亦助力深圳締造經濟奇跡，其本地生產總值（GDP）已於2019年反超香港；相較之下，香港卻出現人口負增長、中產移民潮、非本地就業者大減等種種情況。兩地究竟有何差異，導致人才湧進深圳、離開香港？

同樣需要各地英才
政策補貼大不同

「香港的經濟起飛和深圳的快速發展，成功之道都是『海納百川』。」談及人才吸納對經濟發展的重要，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副總監周文港歸納，「人才所帶來的不止是勞動力那麼簡單，還帶來了智力、制度變革和新產業發展。」

周文港以「進取」來形容深圳的人才政策。一方面，深圳面向高端人才推出補貼和優惠，著名的「孔雀計劃」便是其中一項。這項計劃已經實施10年有多，主要面向全球徵集海外科技團隊、人才來深圳落戶，提供個人160萬元至30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補貼、團隊最高八千萬元的專項資助。從香港科技大學「出走」深圳的大疆創新，便曾是孔雀「天團」的一員。

除了高端人才外，大學畢業生若選擇落戶深圳工作，同樣可以根據學歷程度向深圳市政府申請1.5萬至3萬元人民幣的住房補貼，而各行政區更有「區級補貼」，最高可一次性獲得6萬元人民幣。如此有吸引力的政策，自然能聚天下之英才，周文港指出，目前深圳政府人才申報總計已有600萬人，其中全職院士61人、高層次人才超過1.9萬人、留學回國人士近17萬人。他形容，古有「孔雀東南飛」，「現在『孔雀』是直接『往南飛』」。

反觀香港，「人才」政策的深度和廣度相當有限，回歸至今主要集中於「放寬入境限制」，但鮮有更具吸引力的直接誘因。特區政府或會反駁指，已經推出針對行業和優秀人才的「入境計劃」，但周文港表示，「入境政策和人口政策是兩回事」，而實際上香港的人口政策明顯收緊了。例如當局設置非本地居民置業稅，實施「港人港地」政策，都提高了外來人才落地的門檻；而相關的資助計劃亦以「企業」為主，很少落實到「個人」身上。

根據特區政府入境處數據，「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和「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自設立以來，合共批准4394人，而「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政策」的申請，去年僅2.1萬份，較前年少了3.4萬份，可見香港對人才的吸引力顯著下降。

相比之下，深圳人才政策更具系統和全面，會考慮到人才乃至其家庭的配套需求。深圳市政府大力建設「人才安居房」、「公租房」等房屋配套設施，高端人才能夠免租入住八百呎到一千五百呎不等的安居房，而有長期本地工作證明的學位人士即可申請公租房，租金約為市面租價的三折。以今年深圳市政府公佈的羅湖區公租房為例，單身人士只需500元人民幣就可租住一個250呎的套房，四人家庭租住700呎兩房單位的話，最高不過1700元人民幣。

周文港更指出，深圳近年亦大力建設教育配套，例如引進國際學校，建立港人子女學校乃至邀請香港辦學團體辦學，以回應海外人才的子女就學需求：「培僑書院在深圳龍華區辦分校，申請數字都好誇張。」據媒體報道，是次計劃提供約3500個學位，第一輪申請中平均5.7人競爭一個學位。校區實行雙語教育，提供內地、香港及國際三類課程，內地及港藉學生均可自由報讀。然而，「香港回歸了24年了，本地都沒有一間內地學制的學校。」周文港批評，港府並沒有考慮到內地來港人才家屬所需，「港深之間的人才政策差距在不斷拉闊。」

當然，人才乃至勞動人口的湧入，亦為深圳帶來「副作用」。周文港提到，2019年，深圳在冊人口（戶口）為1348.9萬人，但據《基於移動大數據的深圳市人口統計研究報告》，每日在深生活的人口已超過2500萬人，比政府登記人口多出八成，這也導致深圳「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的供給不足」，公共服務承壓較大。

只是，儘管香港人口數量不如深圳，但公共服務並不見得更加足夠。輪候時間超過五年的公屋、等候專科平均超過兩年的公共醫療皆是例證。「大家都把問題歸咎香港人多。」周文港質問，「香港政府以至市民都應該反思，為何深圳可以容納這麼多人，香港不可以？」

同樣面臨房屋問題
應對效率大不同

房屋問題是影響香港人生活的「一座大山」，也是阻礙香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坊間常將樓價堅挺歸咎於香港「人多地少」。這可能是樓價高的原因之一，卻未必是主因。按人均佔地面積而言，香港比深圳要「闊落」得多。香港陸地面積約為1100平方公里，有750萬人（2019年數字），而深圳的陸地面積約為19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為1700萬人（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深圳陸地面積不足香港兩倍，但人口是香港的兩倍有多。

無可否認，深圳近年大力吸納人才，亦導致房屋供不應求，樓價居高不下的跡象也與香港頗為相似。周文港做了個比較，以2003年和2021年的深港樓價為例，深圳房屋面積均價在18年間升幅為7.9倍，同期香港的面積均價升幅為5.5倍。

不過，自從「房住不炒」被納入國策，深圳開始採用行政手段和收緊按揭來控制飛漲的房價，試圖讓房屋回歸居住本質，壓制「炒樓需求」。深圳房地產市場調控亦確見成效，據內地傳媒報道，上月深圳二手住宅成交量為2,557套，按年大減逾80%，是17個月來成交量最少的一個月。據深房中協統計，今年上半年深圳有近2,400名從業員離開房地產中介行業。

諷刺的是，香港的二手樓價指數卻在本月中「成功破頂」，創出同類戶型的新高水平。綜合市場資料，過去一個月錄得逾50宗樓價破頂個案中，有逾30宗是分佈於新界東及新界西屋苑的兩房單位。同樣要控制樓價飆升，為何又是「深圳可以，香港不可以」？

「房屋從來都是社會穩定和政府施政的重點。」周文港表示，特區政府過去所採用的「辣招稅」，雖短期內壓制私樓炒賣現象，但考慮得不夠周全，同時收緊了市場的流通量，導致「供應減少，樓價乾升」，而這亦造就了「失業率飆升，樓價依然破頂」的奇特現象。另一方面，公營房屋供應長期不達標，「起碼輪候要5至6年，對於一個家庭來講是一件好『緊要』的事，要你住劏房、住工廠大廈，香港人『唔火滾就有鬼』啦！」

「窮真的『唔緊要』，我老周也是基層出身。」周文港語重心長地說，自己小時候亦住劏房，後來等公屋、買居屋，有條件後才自置私樓，「我就是社會流動的一個案例」，「但這十年八載間，香港已經缺乏這種正常的社會上流階梯了。」

周文港表示，中央所強調的「房住不炒」理念同樣適用香港，但香港卻難「照抄」深圳的調控措施。他強調，香港要解決房屋問題不應通過行政手段，而是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上：「增加土地和公營房屋的供應，尤其應在公營房屋建屋量上設定每年的硬指標，如果達不到，就應有官員因此被問責。」周更指，在中央已然明確香港房屋問題的重點關注後，特區政府要設立指標絕非難事，「只有解決了土地房屋供應，才能解決市民的信心問題。」

房屋問題不止在傷害本地居民的信心，亦在挫害海外人才，削減香港對人才的吸引力。在土地房屋資源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本地居民生活壓力大，易滋生「本土保護主義」乃至「民粹主義」，產生歸咎非本地人才「搶佔資源」的偏見和敵意。另一方面，飆升的房屋價格亦令非本地人才的生活成本大增，周文港舉例，若人才來港，不得不把大部分薪酬用於「租屋」，「那留在香港的動機就會變得好低，因為大家都成了『樓奴』。」

同樣銳意成為創科中心
STEM人才出路大不同

「人，是『用腳投票』的。」周文港感歎，「哪裡有機會，人就會去哪裡。」他指出，深圳是內地科技企業最集中的地方，有中興、華為等內地研究及開發（R&D）水平最高的「巨型民企」，自然能吸引位於金字塔尖的人才，「過去這十年，深圳在建設科創中心方面，可以說是相當成功」。

目前，深圳研發投入佔GDP比重達4.93%，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7萬余家，新經濟GDP佔比超過60%。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報告《新40年薪40企——深圳未來發展創新力量》預計，深圳2025年的新經濟規模將超過2萬億元，能創造50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

香港同樣有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願景，更被寫入《國家十四五規劃》之中。然而，「香港現時競爭不過附近的深圳、上海、新加坡。」周文港直言不諱。他舉例，縱觀國際，大學入讀「STEM」（即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學科的門檻都是最高的，學生亦是最好的，「香港就『調轉』，這些學科在本地被視為『水泡科』。」進一步看，這些學科收生成績低，並非因為學科本身差，八間公立大學中有不少STEM學科都排名國際前一百，「研究做得很好」，但是「學生出路不太好，過去亦缺乏關注」。

周文港此言不虛，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數據（下表），2019/20年中，STEM學科（理學科、工程科和科技科）學士畢業生人數合共有7359人，但畢業學士從事相關職業的人數合共為2744人，差值約為4600人，體現出STEM學科畢業生在香港出路狹窄，容易「畢業即失業」。相較之下，狀元最愛讀的醫科，最多學生讀的商科，與相關職業就業人數的缺口不過幾百，而教育職業甚至多出了600余人。由此來看，讀STEM科確實在香港是「吃力不討好」，成績好的尖子又怎會「蹚渾水」？

平情而論，特區政府的確意識到創科人才缺乏就業出路，有心為失業青年解難，於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於去年「橫空出世」——政府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聘請及派駐本地大學/大專院校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並向企業提供每人每月1萬港元的津貼，薪金不低於1.8萬港元，名額2000個，當中更專設700個創科職位。

「我有留意你們《香港01》的文章，擔心計劃會導致香港人才流失。」周文港笑說，「始終，大家要認識到一點，香港沒有這些企業，而要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土壤，就一定要讓學生接觸過這類行業和企業。沒有接觸，談何發展？這個計劃是能夠令創科中心建設提速的。」他補充，希望這項計劃能夠繼續推廣，相信在疫後通關後，能帶來更明顯的成效。

但「趕」人去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始終是指標不治本。理工科出路不好的根本原因，是香港金融獨大，佔全港近兩成GDP的金融業，僅能提供7%的就業崗位。要破解產業固化，只有培育本地大型科企，或吸引海內外科企落地，才是解決「創科職位不足」的根本方法。

周文港從內部觀察者的視角解釋了「本地難育科企」的原因。他指出，本地高校雖有優厚基礎研究資源，卻難實現「科研成果轉化應用」，皆因「UGC和公立院校的管制落後」，有不少「陳規陋習」。周具體展開，大學要求全職教職員不能有兼職工作，或不能從事與全職工作無關的項目，在績效評價體系中亦不會納入科研轉化應用的表現。

「如果教授發明了一項專利，但是他不能商品化，或商品化對他沒有任何好處，大家的積極性自然下降，成果轉化應用的動力會好低。」周文港強調，這已經不是教授是否「願意」的問題，而是「沒機會」、「沒辦法」、「想做卻做不到」，而這也是「大疆」、「商湯科技」必須要落地深圳才能發展的主因。

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將會和深圳推出「聯合政策包」，涵蓋港深兩地有關人才、資金、資源及數據的流動的聯合政策，藉此加強吸引創科人才。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出台之際，周文港表達了對聯合政策包的期許。首先，他提到必須進一步推動資金流動，「例如參考深圳、新加坡的經驗，在吸引人才上使用『津貼』、『人才房』等方式，而這些政府津貼、資助應該能夠跨境使用。」其次，針對重點行業，例如創科、金融，「政府要做到『精準施策』、『分類施策』，須做到急業界所急，接地氣。」